宋高宗宠信宦官，医官王继先城狐社鼠

中国古代的城狐社鼠一词，往往用以形容凭恃皇帝权势作恶之辈。宦官和医官王继先的为非作歹，乃是宋高宗时期专制腐败政治的一个侧面和一大特色。

秦桧与王继先等宦官在权势上的差别

《三朝北盟会编》卷230《中兴遗史》说:“大抵主上以国事委之(秦)桧，以家事委之(宦官张)去为，以一身委之(王)继先，所以凭恩恃宠，靡所忌惮。而中外之士莫敢议者三十年。”

在秦桧二次任相期间，台谏官很快成为其掌心中的玩物，决无同时“论列”秦桧和王继先两人的可能。宰相秦桧、医官王继先和宦官张去为三人，共同结成了一个围绕着宋高宗的共荣圈和权力核心，形成绍兴年间腐败和黑暗政治的发源地。当然，秦桧与王继先、宦官辈的权势也有重大差别。秦桧是“籍外权以专宠利，窃主柄以遂奸谋”，“内忍事雠之耻，外张震主之威”，已发展到与皇权相龃龉，以至抗衡的地步。王继先和宦官辈无非是“依凭城社”，其权势其实是皇权的延伸，沐皇权之恩波，与皇权之间存在着鱼水关系。

宋高宗时期的宦官一瞥

宋高宗即位后，虽然说是取消了北宋时期用宦官统兵的旧习，但康履、蓝珪等宦官攀龙附凤，持宠而娇。当时一些官员与宦官勾结，已成公开秘密。在宋高宗登基仅三个月，大将刘光世官拜节度使，表面理由是“尚平贼之劳”，实际上是他奉承康履等人所致。节度使号称武人“极致”，尊崇的官衔，居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宦官们的赠礼，也足见其气焰之盛。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在建炎元年十月癸未载宋高宗将行在迁往扬州后的记事说:宋高宗诏:“内侍不许与统兵官相见，如违，停官，送远恶州编管。”时入内内侍省押班康履以藩邸旧思用事，颇忽诸将。诸将多奉之，而台谏无敢言者。

从上面的历史记载可知宋高宗对内侍与某些武将勾结，也有所察觉。但既然对这些人宠信如故，台谏官也不敢行使弹劾之权了。《宋史》卷469《蓝珪传》记载在皇帝下诏后，康履等人“终无所忌惮，与内侍曾择凌忽诸将，或踞坐洗足，立诸将于左右。声喏甚至马前，古疾之者众”。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军大举进攻南宋，宋高宗南逃时，宦官们却沿途作威作福，“左右宦者以射鸭为乐，比至杭州，江下观潮，中官供张，赫然遮道”。内侍官搬家的船只亦有数十只，相继来到杭州，他们强占民居，强抢民物，肆意妄为，引起了很大的民怨。当时宋高宗又拜“与康履深交”的武将王渊任签书枢密院事，“众谓荐由内侍”。终于导致了军人苗傅和刘正彦的兵变，王渊被杀。

《挥塵后录》卷9记载:“凡宦者非入直在内，皆为其所杀，而财物尽劫取。”

宦官势力在这次兵变中受到巨大打击。苗傅和刘正彦在榜文中斥责“奸臣误国，内侍弄权”，“尽退大臣，尽出阉宦”。苗傅等率军包围行宫，逼宋高宗退位时说:“陛下信任中官，赏罚不公。军士有功不赏，曲法不端，内侍所主，乃得好官。”因此要求斩康履以谢天下。宋高宗为保全自己，只能把康履交给苗傅等人处死，其余内侍则被流放岭南诸州。

宋高宗度过航海避敌之厄，至绍兴年间，南宋政权摆脱了风雨飘摇的状态，宦官势力更进一步活跃起来。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岳飞降服戚方，戚方归宋后以赌博不胜内侍的变相贿赂下，果然官运亨通，被宋高宗封为武翼大夫。因此民间为戚方编民谚说:“要高官，受招安；欲得富，须胡做”。然而实现自无恶不作的盗匪到高官的转变，关键还是宦官们。

由此可见，宋高宗按古代的伦理标准来说，确是一个亲小人、黜君子的典型。笼统地说他宠信宦官，显然是不妥的。他只是宠信宦官中的小人，而这些小人之辈的唯一任务，是满足其声色犬马之欲。宋高宗对他们的各种恶行和劣迹，是采取包庇和纵容态度的。对于宦官中的少数君子，宋高宗反而给予排黜和打击，以立人主之威。

医官王继先权势的膨胀

要弄明白医官王继先的发迹，必须从宋高宗的好色和丧失生育能力说起。宋朝官史中对宋高宗的寡人之疾，自然是讳莫如深。《靖康稗史笺证·青宫译语》记录宋宫俘虏对金人的介绍如下:

道宗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得御一次，即畀位号，续幸一次，进一阶。退位后，出宫女六千人，宜其亡国。少帝贤，务读书，不迩声色，受禅半载，无以备执事，乃立一妃、十夫人，廑三人得幸，自余俭德不可举数。郓王性儒体弱，先故不肯北行。康王目光如炬，好色如父，待婢多死者。

上述文字介绍了宋徽宗和宋钦宗、郓王赵楷，还有宋高宗的一些简单情况。宋高宗看来至少有残虐的色情狂素质，而决非情种。他对稍不合意的女子，或恣意杀戮，或弃若敝屣。从历史上的片断记载看，宋高宗即位后的第一急需，便是网罗女色。宋高宗吸取其父背负好色恶名的教训，他一方面在内宫纵欲无度，另一方面又在外廷以清心寡欲自诩。因此他装模作样地对朝臣们说:

朕每退朝，押班以下奏章，亦正衣冠再坐而听，未尝与之款昵，又性不喜与妇人久处——《要录》卷15

这当然是宋高宗自欺欺人的鬼话。但是，宋高宗的好色也终于受到了惩罚。史书记载在建炎三年二月维扬逃难之际，宋高宗得了“痿腐”，即阳痿之症。他还是康王时就已有五个女儿，后来潘贤妃还给他生了个儿子赵旉被立为太子，但在苗刘之变后，赵旉病故。自此之后，宋高宗个人便断子绝孙了。

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宋高宗丧气生育能力，尽管是宫廷绝密，却很快传遍遐迩。在赵旉死后仅三日，亦即在宋高宗得阳痿症后仅半年，便有文士李时雨上书，建议年仅二十三岁的宋高宗另立皇储，这表明这个在野之士已知皇帝绝育之秘闻。也正是宋高宗的疾症让医官王继先得到了宋高宗的宠信。

《三朝北盟会编》卷230《中兴遗史》记载:“继先世为医，其祖以卖黑虎丹得名，号黑虎丹王家。继先为人奸黠，喜谄佞，善亵狎。自建炎以医药得幸，尝劝上服仙灵脾。议者谓仙灵脾者，亦名淫羊藿，虽强阳，然久服令人精清。按方论，精清者不成子。继先独不以为然。”

王继先得宋高宗宠信后，被破格从医官超升武官，虽然王继先的升官遭到了大臣的反对，但最终反对无效。绍兴三年，王继先的官衔为“和安大夫、宋州防御使”，和安大夫仍为医官。至绍兴九年，王继先的官衔已改为“右武大夫、宋州防御使”，并“特迁华州观察使，余人毋得援例”。这个时候的右武大夫已属于武官横行的头衔。

不仅王继先本人，宋高宗还用各种名义，为他的妻子、儿子和孙子加封。绍兴十二年，王继先升为奉宁军承宣使，妻子郭氏被封为郡夫人。王继先的长子王安道官至武泰军承宣使、两浙西路马步军副都总管；次子王守道官至右朝议大夫、两浙西路安抚司参议官；三子王悦道官至右朝奉郎、两浙转运司主管文字；孙子王锜官至右承议郎、直秘阁。而王继先本人还觊觎着武将“极致”节度使的头衔，但最后没有得逞。

王继先和张去为等宦官的共同特点是官位不高，而权势甚盛。内侍差遣最高的入内内侍省都知、副都知、押班等不过是正六品，内侍虚衔最高的延福宫使之类，也不过是从五品。王继先最后官至昭庆军承宣使，为正四品。但是，秦桧独揽大权后，对仅次于宰相的执政高官，可以视若奴隶，恣意地颐指气使，呼来喝去，而对王继先、张去为等辈却不敢有丝毫怠慢。

秦桧后来还主动与王继先结成干亲，因“继先有宠，秦桧使其夫人王氏与之叙拜为兄弟，往来甚密”。秦桧“阴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伺微旨，动静必具知之”。在某种意义上说，王继先和宦官们又成为秦桧在皇帝左右的耳目。但好景不长，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无比贪恋权势的秦桧病逝，宋高宗随即下手清楚秦桧党羽。尽管王继先与秦桧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宋高宗却对他恩宠有加，根本就不在清除之列。

宋高宗如何对待被杜莘老弹劾的王继先？

在秦桧执政时期，虽然也有台谏官，他们不过是秦桧手中的玩物，他们唯一职责，便是秉承秦桧的旨意，为之上奏排击异己。尽管一些正真的言官，早就认定王继先和张去为是祸害朝政的巨恶，但他们“依凭城社”，“中外之士莫敢议者三十年”。结果还是绍兴末的宋金战争再起，方使正值的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获得了天赐良机。绍兴三十一年八月，杜莘老专门上奏弹劾王继先。

杜莘老在奏中列举王继先“广造第宅，多侵官司地分”，“屋宇台榭，皆高广宏丽”，“可谓僭侈”，“专探下户妇女有姿色者，百端作计，必强取之，以为侍妾，虽有婚姻，一切不顾”等十大罪状。

宋高宗一向主和，而局势的演变，却已至不用兵便不能保全自己的地步。王继先不能顺应事势，“犹幸和义之坚”，甚至主张斩大将以谢金人，这给杜莘老可乘之机。在杜莘老的一再进逼之下，宋高宗让王继先转移部分财产，先到福州居住，而不是按杜莘老请奏的流放荒蛮之地岭南。

《宋史》卷470《王继先传》记载王继先倒台后:“放还良家子为奴婢者凡百余人，籍其赀以千万计，鬻其田园及金银，并隶御前激赏库，其海舟付李宝，天下称快。”

结语:一帮城狐社鼠的为非作歹，乃是宋高宗时期专制腐败政治的一个侧面和一大特色。从坏的方面看，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特色便是专制和腐败，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而腐败又必然依赖专制。这亦可谓是一对难舍难分、形影不离的传统政治遗传基因。专制政体下的监察制度、机构和官员，虽在名义上有惩治腐败之责，但能达到杜莘老弹劾王继先和张去为的成功，实属罕见的例外。

杜莘老不仅凭借北方金人的兵威，而本人也必须有宁愿触犯君主盛怒，不顾个人在宦海进退荣辱的决心。即便如此，杜莘老的弹劾，仅能促使两个罪恶者倒台，而决不可能真正祛除天下擢发难数的宿恶和积弊，以达到澄清吏治的目标。由宋高宗本人及其所识拔的奸佞辈，制造了天下无数的人间悲剧，而王继先的下台，虽一时人心称快，充其量也只是一幕短暂的喜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