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永雄催收（下）｜创始人曾捐亿元办学建楼任院长，呼吁立法寻正名

湘潭大学永雄楼 湘潭大学官微 图

在距离湖南永雄资产集团长沙总部50多公里远的湘潭大学校园里，有一栋红色大楼，名为“永雄楼”。

湘潭大学是永雄集团创始人谭曼的大学母校。在大学毕业十多年后，带着成功企业家的光环，谭曼重返湘大，捐资1亿办学、建楼，成为“母校的荣光”。

永雄集团从事的“催账”，是一个古老而又难登大雅之堂的行业。作为金融业外包服务的中国催收行业兴起于21世纪初，但至今没有明确的市场地位和法律地位，游走于法律边缘或灰色地带。2014年，谭曼创办永雄公司，一方面将催收事业做大做强，赚得盆满钵满；另一方面试图通过筹建协会、豪捐办学等方式呼吁立法，为催收“正名”。

随着有关部门对暴力、软暴力催收加大打击，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踩着红线的催收公司，被查办甚至“一窝端”者不在少数。

5月25日，作为负有盛名的催收巨头，永雄集团以一封《告全体员工书》宣布公司停业，称百余名员工被抓，一时引起行业震动、社会广泛关注。

草莽生长的催收行业，将何去何从？

位于长沙岳麓区的永雄资产管理集团

擦边行为：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告全体员工书》中，永雄自称“为金融行业挽回损失上百亿元，向国家纳税上10亿元，长期提供就业岗位上万个，为行业培养专业人员数十万，为教育和乡村振兴事业奉献了大量爱心”，同时也在“‘老赖’与公权力夹缝中”、在“舆论的灰色地带”艰难生存。

永雄集团声明称“个别员工的违规违法问题仅仅是个人的问题”。

然而，澎湃新闻此前刊发的报道 《起底永雄催收（上）｜前员工讲述：灰色地带、高佣金和“擦边球”》披露，永雄集团的商业模式是为金融机构催收长账龄债务以获得佣金，面对故意逃债的“老赖”或者无力偿债者，通过买卖公民信息进行“失联修复”，是不少催收员会使用的手段。多名永雄前员工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如果完全合规，是回不了款的。”

公开信事件后，澎湃新闻通过各种途径联系永雄集团创始人谭曼，未果。5月28日，澎湃新闻来到位于长沙麓谷的芯城科技园永雄公司总部，发现该公司确已停业，但贵宾通道仍有人出入。澎湃新闻拨打永雄集团执行总裁及多家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雄的电话，对方以“我不是周雄，我与永雄无关”拒绝了采访。据知情人士透露，周雄的另一个身份为谭曼妻弟。

作为催收行业头部企业，永雄集团其实很早就意识到，“失联修复”等催收作业中的刑事风险，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近年，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针对金融信贷业务领域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打击，2021年11月1日，《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2022年，公安部等九部门将软暴力催收、失联修复盗用隐私信息列入常态化扫黑除恶行动，催收行业进入史上最全最严最强监管时期。

第五届信用法治·韶山论坛 永雄资产管理集团微信公众号 图

“对于催收公司而言，常见的网络搜索、社会渠道修复、外部大数据公司修复等失联信息修复方式，相继失效，传统电话催收模式面临合规性以及收益下滑的双重挑战。”在2022年12月10日，由永雄集团赞助的学术会议——在湘潭大学举行的第五届“信用法治·韶山论坛”上，有专家如此表示。

永雄集团在上述《告全体员工书》中披露，2023年4月3日、4月10日和5月19日，安徽警方相继对集团卫成公司吉首分公司，集团怀化分公司、湘潭分公司和邵阳分公司进行调查。多个接近永雄员工的人士介绍，除永雄在告知书中提到的3名员工涉及寻衅滋事被批捕外，其他涉案的179人，多数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据南方周末报道，永雄之外，同期被安徽警方跨省执法的，还有湖南众诚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湖南华威金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湖南诚普法院咨询有限公司等。

“我们现在卑微到了尘埃里了。永雄事件后，一些人把催收公司说得跟黑社会一样。”一名不愿具名的催收行业人士表示，“催收行业的社会评价急剧下降，在一些人眼里，讨债的人比赖账的人好像还要更可恶。”

“永雄事件后，很多干催收的，看到公安介入就要转行，还有一些家长，也不让孩子做催收这个职业。”长沙一家催收公司负责人介绍。

2019年3月召开的中国信用清收协会（筹）发起人会议 永雄资产管理集团微信公众号 图

正名之困：从“催收协会”到“信用清收协会”，无一获批

《告全体员工书》中，永雄集团宣称“绝对不存在公司违法犯罪行为”，“发现有员工涉嫌违法犯罪，对相关分公司坚决关停”。澎湃新闻调查发现，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湖南永雄资产管理集团”检索，共有39条企业信息，其中注销的分公司信息有21条，如陕西、银川、新疆等地的分公司被注销，济南的分公司则于2019年6月18日被撤销营业执照。此外，永雄集团还以“湖南卫成信用风险管理有限公司”之名设立多家分公司，但又注销多家。分公司的关停与新开，成为永雄集团的生存策略。

其实，入行伊始，永雄就看到了催收行业的“命门”——缺乏立法认可和规范。在乱象丛生的催收行业里，永雄公司一方面高歌猛进，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也试图走出灰色地带，为催收“正名”。

2015年11月，永雄公司成立一年多后，就欲发起成立全国首个催收行业自律自治组织——湖南省催收协会。相关会议上，谭曼表示，国家应尽快明确不良资产管理行业主管部门，通过制定行业规则，建立行业准入标准，完善法律体系来支持合规的不良资产管理公司有序发展。

据新华网报道，截至2015年8月，湖南省从事不良资产管理业务的单位90家左右，包括私营资产管理公司、律师事务所等机构。据曾在永雄任职高层管理人员的崔总（化名）介绍，在永雄的带动下，高峰时期，作为中部城市的长沙一度大大小小有近千家催收机构。

由谭曼指导，王锐、殷明201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的论文《以法治破解债务催收行业困境》指出，目前我国从事债务催收的法人单位数量已有2000-3000家，专门从事债务催收的工作人员有近30万人，但债务催收机构的市场地位和法律地位不明、监管机构不明，不少催收公司只能以“咨询公司”“资产管理公司”“金融科技公司”之名而“匿名”存在。我国无专门规范债务催收行业的法律法规，已有相关规定散见于刑法、民法等，以及《银监会出台关于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包风险管理指引》等。这些规范主要以银行为规范对象，并由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债务催收公司进行约束，这显然无法直接有效规制债务催收行业的催收行为。“这就导致许多游离于法律边缘或灰色空间的债务催收行为。”

然而，湖南催收协会的筹建，最终无果。6月4日，澎湃新闻查询民政部官网发现，至今全国没有一家以“催收”为名的行业协会组织。全国只有深圳、青岛、浙江、柳州和山西等地成立有“不良资产处置协会”或“不良资产管理协会”。

一位与谭曼关系较为密切的人士告诉澎湃新闻，就协会的名称，他曾与谭曼进行过交流，“协会不要用‘催收’，应该用‘债务清收’，毕竟中国讲究‘和文化’，以和为贵，人们一听到‘催’就感觉不好，谁喜欢老是被人催？但谭总觉得他们从事的就是‘债务催收’。”

随着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规模不断增长、达到数以十万亿计时，第三方催收机构也不断壮大。2019年，永雄资产试图赴美上市时，其在催债务达到400多亿元。

2019年3月，永雄集团又联合国内60余家催收公司，欲成立“中国信用清收协会”。他们在长沙发布了有关行业立法、市场规范、服务标准及协同发展等问题的《湘江共识》。永雄集团为协会筹备组组长单位，万乘金融、致融征信、银盛业、一诺银华、和君纵达、华道数据为副组长单位，然而，“中国信用清收协会”也没有下文。

“民政部门不批，认为催收行业没有主管领导（部门），协会筹建搞了几年都没动静。”曾任湘潭大学信用风险管理学院副院长的王锐介绍。在他看来，作为头部企业，永雄是真心拥抱监管，希望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和从业人员素质，明确催收行业的法律和市场地位，从而化解催收机构执业的风险。

“要成立协会，首先得有个婆家。这些年来，催收行业最大的问题是，一直没有婆婆，没有部门愿意来当这个婆婆。”一位曾参加当年“中国信用清收协会”筹建大会的催收界人士说。

捐资与名分：永雄楼、特聘教授与“母校的荣光”

试图组建协会的同时，谭曼还试图从学术上探寻催收的“名分”之路。

2017年，谭曼豪捐1亿元给大学母校，创办全国首家、也是唯一一家“信用风险管理学院”。

据湘潭大学信用风险管理学院官微信息，2017年5月，永雄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谭曼与湘潭大学签署协议共建“信用风险管理学院”。2018年，教育部批准“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作为法学类新增特设专业，本科生培养采取“主修法学+辅修金融学”的培养模式。

谭曼1995年入读湘潭大学，他在成立永雄公司后又回到湘大攻读博士，通过捐资建院，成为该校信用风险管理学院的首任院长。

王锐告诉澎湃新闻，该院设立的契机是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催收行业一方面属于金融服务业中的外包服务业，另一方面也是涉及信用评估、失信黑名单建立等领域的信用服务业。永雄集团的广告语正是“让世界没有挽不回的诚信”。

王锐介绍，永雄承诺5年之内对学院捐款不低于1亿元，捐资主要用于教学楼修建、教学硬件设备、资助学生出国留学、聘请教授院长等投入。比如，信用风险管理学院将每年选派25名在读本科生，在其大四时前往美国杜兰大学专修信用法方向的法律硕士（LLM）课程，永雄为这些学生提供全额资助。

“据我所知，目前永雄至少到位了8000万，但因为疫情和中美关系等原因，部分项目的钱没有花出去。”王锐介绍，催收在西方发达市场是成熟的行业，有主管机关，有完善的法律，其进行催收作业时不光打电话催告、谈判等，还帮债务人找工作，想办法让其有能力偿还债务，使其个人信用评级不下降。

据湘潭大学官方信息，2018年7月1日，香港太平绅士、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原院长顾敏康教授受聘信用风险管理学院院长，2年后，被任命为湘潭大学法学学部部长。6月2日，澎湃新闻记者表明希望采访有关永雄集团的相关问题时，顾敏康以采访需要经过学校宣传部为由婉拒。

据湘潭大学官网，2018年，湘大法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增设“信用法务”方向。2020年，湘大一级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分别增设“信用法学”学位点。2018年，谢勇教授“中国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立法研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

谢勇是谭曼在湘潭大学读书时期的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后任湖南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谢勇主持的这个项目中，谭曼是课题组成员。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包括谭曼出版的著作《中国债务催收行业立法研究》。

在2019年4月上海召开的第五届贷后风险管理与资产处置论坛上，周雄以《催收行业的根本出路：成立行业协会，推动催收立法》为题演讲，并提到，捐资共建湘大信用风险管理学院，是希望能以学术力量推动催收立法。

谭曼为湘潭大学信用风险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湘潭大学官微 图

湘潭大学官网显示，谭曼为信用风险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周雄为该院的实务导师。同时，谭曼还是湘潭大学信用立法研究中心主任。不过，上述网页信息已于近日被从湘大及永雄官网删除。

2021年9月4日，永雄集团给湘潭大学捐建的“永雄楼”举行交接仪式，谭曼将钥匙交给湘潭大学校长李伯超，法学院院长欧爱民给谭曼颁发“杰出贡献院友奖”。

“永雄楼”是一栋红墙大楼，分为主体和东西两个附楼，于2018年5月动工，2020年11月完工，专供湘大法学学部所属的法学、知识产权、信用风险管理三个学院使用。

据湘潭大学官方微信，永雄楼设置有学术报告厅、模拟法庭、知识产权大数据实验室、法律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等教辅单元，以及刑事侦查技术实验室、谈判调解实验室等。在湘潭大学学生会的一篇探访“永雄楼”的文章中，同学们将永雄楼内网速超快的数字自习室称为“永雄网吧”。

这篇文章最后介绍，谭曼获得过“中国经济十大金融人物”（2015）、“2017发展中国十大年度人物”、湖南省百名最美扶贫人物（2018）等荣誉，文章呼吁全体湘大学子以谭曼学长为榜样，“毕业后成为母校的荣光”。

《永雄梦》宣传片

夹缝中生存：催收行业如何破局？

2023年4月13日，当谭曼在永雄楼参加“中国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立法研究”结题筹备会时，其下面两家分公司刚遭遇了安徽警方的执法。

在邵阳、湘潭的分公司于5月19日被查，以及长沙总部资金被冻结之后，一直寻求立法保护的永雄，以一封《告全体员工书》将公司的“生与死”直接摆在了公众面前。

5月26日，在永雄宣布停业次日，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不良资产清收专业委员会发布倡议书：一是倡议各催收企业严格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合规作业不踩红线；二是呼吁执法部门理性、客观看待催收行业，既要打击暴力催收、侵害公民信息安全的害群之马，也要保护合法合规经营的催收公司；三是呼吁有关部门进行催收行业立法，让催收企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该倡议书最后强调：中国的催收行业诞生于2003年，经过20年的发展，已成为一个有着数千家公司、数十万从业人员的行业，每年为金融机构收回逾期及不良贷款逾千亿。催收行业是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置的外延机构，是金融机构诉前压降不良资产的重要一环，也为社会节约了大量司法资源，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

澎湃新闻从一位业内知情人士处获悉，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不良资产清收专业委员会是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二级分会，成立于2021年12月，是国内唯一一家合法注册、成立的催收行业的自律组织。永雄集团并非其会员单位，而永雄集团2019年筹建“中国信用清收协会”时结盟的万乘金融等催收公司，已加入该组织。

“永雄并不能代表催收行业的全部。”上述知情人士介绍。

在与其他行业巨头有所疏离之时，永雄的学术推动催收立法之路，步履愈加匆忙。

2022年12月10日，在前述“信用法治·韶山论坛”上，有专家表示：信息修复难已成为制约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专家介绍，行业内频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乱象，“部分催收机构和催收人员迫于生存经营压力或为了提高催收效率，不惜悖离帮助债务人挽回诚信的服务初衷采取过度方式或强硬措施进行施压，甚至有部分催收人员铤而走险采取逾越法律底线的方式进行违规违法犯罪催收，如通过非法或不正当方式获取债务人的个人信息、冒充公检法等公职人员催收、黑社会性质软暴力催收、用‘呼死你’软件进行电话轰炸等。”

专家表示，这“不仅造成社会大众对催收行业的质疑和信心缺失，甚至因个别催收机构及人员实施违法犯罪催收行为而否定整个行业，乃至否定行业在帮助金融机构挽回经济损失、帮助失信债务人挽回诚信等方面所做的巨大贡献，导致催收行业在监管和舆论的夹缝中艰难求生”。

澎湃新闻注意到，“失联修复”一度也曾困扰法院等司法机关。2019年，长沙两级法院联合移动、电信、联通三大通信运营商，首先对涉讼人员进行失联修复，然后向其强制弹屏“闪送”相关法律文书，以解决该问题。

在上述论坛中，与会专家学者表示，“中国当下催收行业的根本出路是：三网修复、失联连通”。他们认为，可以建立一种“由运营商根据债权人提供的相关信息关联出债务人的最新联系方式，再提供加密触达渠道协助催收机构使用虚拟号/网页外呼/确认债务人身份后发送短信等方式精准触达失联债务人”。

然而，在个人信息保护呼声渐涨的当下，在灰色地带生存的催收公司，何以获得个人信息绿色通道？与会专家“强烈呼吁国家立法赋予催收机构批量修复债务人联系方式的权利”。

不过，在办理过催债相关刑事案件的刘长红律师看来，作为债权人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目前都尚未赋予失联修复的权利。“金融机构的合法债务追讨方式是诉诸法院，但如果法院接收这些数以亿计、案值几万元的小额贷款（案件），那全国法院都不可能开展其他正常工作。而如果严格执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政策，催收行业的擦边经营就是死局。”

对于催收立法，崔总并不看好，“我国金融业不够市场化，银行是相对垄断行业，各方面和发达国家比差得远。催收行业的体系没有理顺，五年内立法的可能性不大。当然，我们的愿景是这个行业能够被认可和规范——如果看重它对金融机构的贡献、希望它健康、阳光发展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