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的仁政与死刑犯的奇迹

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位皇帝，他在贞观之治中，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盛世。

然而，李世民最为人诟病的是玄武门之变，他不能听任何人提起。

但凡有人提起，李世民又会毫不留情的杀掉他。

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对百姓最好的皇帝，李世民又是榜上有名。

他曾经看到一位以“谋反罪”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却在看到他脖子上的一个“胜”字后，急忙道：刀下留人。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李世民的功绩

626年，李世民率领他的亲信，在玄武门下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夺取了皇位，成为了唐太宗。

这场政变，震惊了天下，也改变了唐朝的命运。

很多人在评价李世民的时候，都会说他冷血无情，但其实在那个环境下，不是李建成死就是李世民死。

换做任何一个人，笔者相信都会做出和李世民一样的选择。

不过，李世民并不是一味的残忍和冷血，他也有着仁慈和感情的一面。

众所周知，隋炀帝杨广是一个昏庸暴虐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大肆修建宫殿和运河，耗费国力，加重民负。他还多次发动对高句丽的战争，损失惨重，士气低落。

最终导致隋朝末年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二世而亡。

隋朝末年，人口锐减到二百万户，社会秩序崩溃，民生凋敝。

李世民在登基后，深刻地反思了隋朝的覆亡，经常以亡隋为戒，提醒自己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要走上杨广的老路。

他还嘱咐他的臣下，要勇于对他进言，不要因为担心他的不高兴而停止进谏。

在政治上，李世民既往不咎，不追究对手和敌人的罪过，而是宽容和信任他们，让他们为自己效力，知人善任，选拔了一批有才干有品德的人才。

在经济上，他薄赋尚俭，减轻了百姓的赋税和徭役，鼓励他们生产和经商，为政谨慎，不擅自动用民力和财力，节约国家的开支，使得国库充盈，百姓富足。

在文化上，李世民亦致力复兴文教，重视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恢复了科举制度，选拔了一批有学问有才能的人才，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此外，李世民爱民如子，他实施了一系列仁政，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使得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国力强盛。

可以说，李世民在民间的名声是非常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李世民对待死刑犯也非常亲和，对于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李世民都会允许他们见亲人最后一面。对待犯人的宽容

唐朝时期，法律制度十分完善和人道，对于死刑的执行，有着严格的规定和程序。

根据唐代的法律，全国范围内的所有死刑案件，都必须上报中央政府，由刑部进行审核和统计，然后呈交给皇帝，由皇帝亲自审阅和批准，才能执行死刑。

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死刑的公正和权威，避免了地方官员的滥杀和私刑。

而且，唐代的法律还规定，只有涉及到谋反、谋逆、杀害皇亲国戚等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大罪，才能判处死刑。

对于一般的刑事案件，如盗窃、抢劫、伤害等，都不属于死刑的范畴，只能判处徒刑、流放、杖刑等。

这样的法律，体现了唐代的仁政和人性，尊重了人的生命和尊严。

李世民对于死刑的执行，更是极为慎重和谨慎，他认为死刑是一件大事，关系到人的生死，不能轻易下达。

他每次审阅死刑案件，都要仔细查看案情和证据，询问刑部的意见，如果有疑问或不公，他都会亲自调查或赦免。

他还经常说：“杀错一个人，就是杀了一千个人。”他的这种态度，使得唐代的死刑案件非常少。贞观四年，李世民下诏规定：“死刑虽令即决，皆三覆奏。”

这就是说，在执行死刑之前，要经过三次的复核和审查，每一次，都要有大臣上奏，为死刑犯求情，只有皇帝三次都予以批准，才能执行死刑。

后来，李世民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制度，要求在两天之内，要有五次的求情，才能执行死刑。

贞观四年，全国只有29名死刑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据说有一年，当时刑部的大牢里，有将近四百名死刑犯，他们都是犯了重罪，被唐朝的法律判处了死刑。

唐太宗看到他们，心中十分不忍，便对他们说：“你们都是有罪的人，按照法律，你们都应该被处死。

但是，我今天给你们一个机会，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让你们回去，和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好好团聚一下，告别一下。

但是，你们必须在第二年九月份，主动回来，接受死刑，否则，我会派人去捉拿你们，不会再有任何宽容。”

这番话，让那些死刑犯感动不已，他们纷纷向李世民跪拜，感谢他的恩典，并答应了李世民一定会如约回来的。

第二年九月份，他们果然如约而至，回到刑部，等待死刑的执行。

李世民看到他们，又是感动又是感慨，于是他决定对这些罪犯进行赦免，放了他们。

还有一次，李世民看到了一名叫“刘恭”的死刑犯，是以谋反罪被判处死刑的。

但这个刘恭又十分特殊，原因是他的脖子上有一个“胜”字，他又没读过什么书，便在给大家解释这个字的时候，说道：我一定会取胜于天下。

这件事传到了当地县令耳中，县令大骇，这还得了？要是他的地盘出一个谋反的人，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于是他立即命人将刘恭抓了起来，判处死刑，又将这个案件上报给了上级，直到到李世民的手中。

行刑当天，李世民想起了这个特殊的犯人，便问了一句到底是怎么回事。

得知刘恭脖子上的“胜”只是一个胎记后，便让人放了刘恭，觉得他罪不至死。

其实这件案子不仅反映了李世民的爱民如子，也说明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时代，一个人的命运全由上位者决断。

刘恭应该庆幸他生在李世民当政期间，不然还真的会身首异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