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一个负债2万亿的违约公司实控人何以能给自己分红500亿？

和任何群体一样，民营企业家群体也呈现钟形概率分布。一边是好榜样，一边是坏典型，大部分则处于中间。

一个社会如果不惩罚坏典型，就会扭曲激励机制，形成反面示范效应，最终导致这个群体的分布形状向坏典型一端倾斜。

那么，怎样的企业算得上好企业、好榜样呢？

好企业的样子

狭义来讲，好企业要为社会创造价值，可持续地创造价值。这个价值不仅指利润，而且是指利润要超过所使用资本的机会成本。如果利润低于所使用资本的机会成本，说明如果社会将这些资本给到其他效率更高的企业更合算。

利润与资本机会成本之间的差额称为经济增值（EVA）。如果经济增值为正，说明这个企业在为社会创造价值；如果经济增值为负，说明这个企业在损毁价值。

财富500强企业，如果算一下经济增值，很多都是为负的。财富500强是按规模来排的，实际是500大。如果效率低下，规模越大的企业损毁的社会价值就越多。

一个社会如果由着一个损毁价值的企业无限扩张，就好比由着癌症病灶在体内无限扩张一样。

广义来讲，好企业要尽到对各个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s）的义务和责任。

企业内部的利益相关方是员工。

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方，在产品服务市场端是产业链的上下游各方，对房地产企业来讲，主要就是施工企业和销售企业。

在资本市场端，主要是债权人，即为企业提供债务资金的人，主要是金融机构；还有权益人，即为企业提供权益资金的人，因为权益人就是企业的所有者，就是企业本身，所以狭义上讲不算是利益相关方，但是大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权益人内部会存在大股东与小股东利益不一致的情况，所以小股东也是利益相关方。

此外，还有一个利益相关方是政府，企业要依法纳税。

如果一个企业对所有这些利益相关方都尽到了义务和责任，应该算得是个好企业。

当然，大前提是合法合规。像恒大财富那样，又是非法集资，又是关联交易，又是自融，显然是违法了，另当别论。

恒大地产虽然没有像恒大财富那样直接违法，但做得快要破产了，显然不是个好企业，而且破产的姿势又那么难看。

利润与现金长期背离，必有猫腻

和其他企业一样，房地产企业也有经营活动、投资活动、融资活动这三种活动。注意，利息支付一般算经营活动。这些活动相应产生三块现金流。

2020年，恒大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投资活动现金流、融资活动现金流分别为1100亿、-240亿、768.8亿。2019年分别为-670亿、-550亿、1430亿。

2020年为什么经营活动现金流忽然从前一年的-670亿忽然变成1100亿了呢？因为这一年恒大全面进入“赖账模式”，延长了对施工方/供应商的账期或大规模使用商业票据等供应链融资工具，并大面积拖欠施工企业和售楼企业的账款。如果按时支付产业链上各环节的账款，它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应该还是为负的，而且负得不小。

实际上，2013年至2019年，除了2018年，恒大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每年都是负的，特别是2017年，为-1500亿。这七年累计为-3300亿。而同期，万科为正的2600亿。

这七年，恒大的累计利润为2000亿，比经营活动现金流多出5300亿。2017年一年，利润就比经营活动现金流高出1800亿之多。万科这七年的累计利润为2300亿，比经营活动现金流还少300亿。

这些数字一方面反映了恒大大举买地对经营现金流的影响，土地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讲好比原材料，属于经营活动，所以买地的现金流出属于经营活动现金流。非房地产企业，买地的现金流出属于投资活动现金流。

截至2021年上半年，恒大拥有2.14亿平土储，土储原值为4567亿元。我们就用4567亿这个数字作为2013年至2019年买地的现金流出，应该大致不差。

回加上买地的这4567亿现金流出，恒大的经营现金流为-3300+4567=1267亿，比利润少733亿。换言之，七年累计利润2000亿，比经营活动现金流多出733亿，占到利润总额的三成以上。

在会计学上，利润和经营活动现金流之间的差值是考察一个企业“会计创造力”的风向标，因为利润可以通过各种操作“做”出来，而现金很难“做”出来，当然赖账不付是另一个问题了。

利润和现金一年两年有出入，可以解释，但是长期脱节，大概率是在做假账。历史上每一次严重的会计造假案件都有这个指征。

虚高销售收入是一种重要的做假账方法，具体手段又有很多，从提前确认销售收入到凭空捏造销售收入，无所不有。

2023年7月17日，恒大终于发布了2021年与2022年的业绩公告（此前2021年年报因各种原因无法出具），“收入调减6643亿元”，虽是预料之中，市场还是为之一震。

也就是说，此前确认的收入虚高了6643亿元。年报给出的调减原因是“因其自身会计处理变更”，爱信不信吧。

恒大分红，风雨无阻

大家知道，分红是利润后列支，必须有利润才能分红。

这个道理很简单，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是公司风险的最后承担人。公司销售产品和服务，获得销售收入，支付供应商货款、办公楼水电费、员工工资、银行利息、政府税费等成本和费用，到最后如果还有盈余，全部归属股东，叫利润，股东可以决定在利润里留下一部分或全部在公司继续经营发展，留存利润以外的那部分利润分给股东，叫分红。

如果公司没有利润，是亏损，那么股东必须承担亏损，不能从公司分钱了，因为你都没有赚钱，怎么能分钱呢？亏损还分钱，你分的就是本该属于供应商、员工、银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钱，是抢钱。

抢钱很容易，只要把亏损做成利润，然后董事会通过决议分红就可以了。这里还有一个技术细节，分红是要用现金的，你不能用损益表上的利润分红，那是权责发生制下的看得见的抽象数字，不是摸得着的真金白银。而恒大现金奇缺，它没有钱支付供应商，没有钱支付银行，没有钱支付投资人，但却有钱给许家印等股东分红。

从2010年到2020年，除了2017年，恒大年年分红，比例不断提高，从2010年的10%到2018年的60%，大多数年份保持在50%左右。许家印持股70%左右，十年半累计获得511亿元分红。

2017年，许家印成为中国首富的那一年也是恒大局势急转直下的一年。当年经营活动现金流为-1500亿，利润370亿，没有分红，之后恒大加速分红，2018年和2019年两年，许家印分红所得为257.2亿。2020年，恒大已四面楚歌，许家印还分红65.36亿。2021年6月，就在恒大财富维权事件大爆发之前三个月，许家印还分得15.27亿红利。

2021年7月15日，恒大又发公告商讨派发特别股息，市场质疑此举“掏空上市公司”，随后7月27日公司公告决定取消特别分红方案。要不是被制止，许家印准备再次给自己分红。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恒大深陷债务危机，许家印一边拖欠产业链各环节的账款，一边各方奔走呼告求援，甚至给深圳市政府写信，表示产业链上有8000多家企业，如果不让恒大完成借壳上市，及时获得资金，后果不堪设想。

但与此同时，恒大分红，风雨无阻。没有利润，做出利润；没有现金，借来现金；公司债台高筑，摇摇欲坠，分红则不断进入私囊里。

地狱最底层还关着谁

恒大2009年在香港上市以来一直“御用”的会计师事务所是罗申美（即普华永道）。

2021年10月，在恒大财富暴雷后不久，香港财务汇报局发布公报，就恒大集团有关持续经营的汇报展开调查，包括对其2020年度账目，以及2021年中期账目的财务报表展开查讯（审查讯问）；同时对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就2020年度账目进行的审计展开调查。

财务汇报局在公报中提到，普华永道在中国恒大2020年度审计报告中，发表了无保留意见，也没有提及恒大经营的重大不确定性。据此香港财汇局质疑，恒大账目有没有遵守适用的财务汇报准则，以及普华永道有没有遵从审计准则。

芒格对做假账深恶痛绝，他说：“在我看来，做假账无异于在盖高层公寓楼的时候把钢筋从水泥中抽走，允许这么做的行业和国家必将学到惨痛的教训。”

他认为做假账的破坏作用比那些害死人的豆腐渣工程更大，因为无良的建筑商在楼塌了压死人时很难为自己开脱，而做假账的会计师更隐蔽，往往能成功逃脱，所以假账比豆腐渣多得多。

他还写过一则寓言故事，上帝决定处理一起严重的财务大丑闻。他把首席大侦探叫来，说：“史密斯，我要公正严明地处理这件事，你去把那些最应该为此负责的罪人带进来。”

史密斯先是带来了一群证券分析师，上帝认为这些人是犯了低级的认知错误，大部分由世俗标准的激励机制导致，是下意识发生的，不能进行最严厉的处罚。

史密斯又带来了一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委员和一些位高权重的政客。上帝说：“这些人受到许多令人遗憾的力量的左右，他们也是身不由己，你指望他们遵守正确的行为规范是不合理的。”

史密斯又抓来了那个企业的高管，上帝说：“你差不多抓对了，这些人将受到严厉惩罚。不过我要你抓的是要被打入地狱最底层的混蛋，那些本来可以轻而易举阻止这次大灾难的人。”

史密斯恍然大悟，地狱最底层是为背叛者准备的。他抓来了一群炼狱里的老人，这些人生前是各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上帝很高兴：“你抓对了！司法系统受到商界的影响，误将他们判得很轻。现在你可以把他们送到地狱最底层去啦。”

芒格认为，会计师背叛了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比证券分析师、监管部门官员、政客、企业高管更罪不可恕。

会计师做出利润后，还必须由董事会通过才能分红。董事会里的独立董事们为什么没有阻止许家印的分红提议呢？甚至都没有提出异议。独立董事的职责是防止控制股东及管理层的内部控制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包括小股东的利益，如果没能尽到这种受托责任，情节严重的可以定罪。

在会计师的背书下，恒大账上年年有利润；在独立董事的许可下，许家印几乎年年大比例分红。

许家印拿这钱做什么去了，是另一回事。如果分红是正当的，他拿他的钱怎么花，飞机游艇，豪宅名表，宝马香车，球星美女，设立家族信托确保子孙后代尽享富贵，那是他的自由，人人也都应该有支配自己财富的自由；但如果分红是不正当的，那么哪怕这个钱是拿去做慈善，也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

有人说恒大是有限责任公司，是个独立法人，许家印是许家印，是个自然人，虽然是大股东，但是有限责任公司的每个股东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而不是全部责任，公司则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全部责任。

此话不假，然而如果分红是做假账做出来的利润分的红，是不是应该追究相应责任呢？不知香港政府对普华永道的调查是否还有后续。

拿什么“捍卫东方企业的尊严”

除了会计师事务所、独立董事，恒大还得到了内地评级机构的加持。2015年5月7日，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普把恒大的长期企业信用评级由“BB-”下调至“B+”，评级展望为负面。遭到了内地三大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大公国际、联合评级）的一致“反击”，他们无一例外地给了恒大最高信用等级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实际上，此前2012年6月21日，美国做空机构香橼公司（Citron Research）就发表了一份长达67页的沽空恒大的报告，指出恒大将无力偿还债务，且存在至少六种严重的会计欺诈行为。

恒大神速做出反应，当天中午就发了一个简短公告进行澄清，并在下午一点半召开电话会议，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与总裁夏海钧亲自出席，回应了投资者的疑问。第二天，许家印在香港举行的全球投资者大会上表示：“这是和平年代的战争！他们是侵略者，是土匪，是强盗！我们一定要彻底打垮这些掠夺者，捍卫东方企业的尊严！”

现在想来，这句话十分讽刺，到底谁是掠夺者？谁在捍卫东方企业的尊严？

随后，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美银美林、摩根大通、瑞信等9家知名国际投行发布报告力挺恒大，指责香橼不了解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实际情况和内地企业的基本会计准则，恶意做空。

2012年7月4日，恒大地产还带着一众律师，就香橼研究做空恒大一事，向香港警署商业罪案调查科报案。

2016年8月，香港证监会裁定：香橼研究负责人安德鲁·莱福特披露虚假或误导性的信息诱使他人进行交易，责令他交出其做空恒大而获得的160万港元的利润，并禁止其在五年内在香港买卖证券。

安德鲁·莱福特不服，两次提起上诉，分别于2017年1月与2019年2月被驳回。

此后再也没有听说哪个做空机构敢大张旗鼓地发表沽空恒大的报告，不过，恒大的雷还是暴了。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长期来讲还是不行的。

两年前恒大刚暴雷时，曹德旺曾感叹：“许家印总共39亿的注册资本，贷款可以做到两万亿。”当然，严格来讲，两万亿不全是“贷款”，贷款一般是指金融机构贷给它的有息负债，截至2021年恒大的贷款为5700亿元。其它的是供应商欠款，对购房者的预收款，再加上隐性负债。

39亿自有资金让许家印获得两万亿的信用，各种违约违规违法，影响了无数家庭、公司和个人的命运。我们这个社会，特别是政府部门，应该反思，一个负债2万亿的违约公司的实控人何以能给自己分红500亿？一个注册资金只有39亿的公司，何以负债2万亿最后搞得一地鸡毛？这个过程中，恒大为何能一直畅通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