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治国有三次重大失误，导致最后吊死煤山

崇祯皇帝朱由检继位时，大明王朝已是病入膏肓，全国各地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山海关外的后金政权蚕食辽东，国家财政陷入枯竭，吏治腐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内忧、外患、财尽、吏治就是崇祯皇帝继位时，亟待解决的四个问题。这对于年轻且没有任何治国经验的崇祯帝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如果能解决以上几个问题，那么毫无疑问，大明朝或将进入中兴局面。

事实证明，崇祯帝虽然励精图治，但终他一生也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而且崇祯帝执政的十七年中，还犯了不少错误，有些还是致命性的错误。可以这么说，即便崇祯帝没能挽回王朝衰败，但只要他处理得当，也不会那么快就亡国，更不会落得吊死煤山的厄运。总结起来，崇祯帝犯了三个不该原谅的错误。

其一、放虎归山

崇祯四五年的时候，农民军的实力已经相当可观，据史料记载农民军的总兵力达到了20万。这一时期，农民军人数虽多，却都是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部属，充其量就是一个松散的对抗朝廷的联盟。

这些农民军中，以李自成和张献忠所部军纪最好，战斗力最强，因而虽几经挫折却能日益发展，终于成为农民起义军中实力最雄厚的两支力量。

崇祯六年，各部农民军从山西翻越太行山进入北直隶南部和河南北部的平原和山区。朝廷调集了河南、河北、山西、陕西4省以及京营官兵3万多人对农民军进行围剿。

这一次朝廷的部署很得力，农民军各部接连失败，面临全军覆没的绝境。这时各部农民军首领为了保存实力，决定接受朝廷的招抚，其中就有李自成、张妙手等著名首领。

明军主将王朴以及监军太监杨进以为大功告成，立即向朝廷奏报，并命令各军没有得到命令之前不得对农民军作战。谁知农民军是诈降，为的就是争取时机。在明军停止围剿得以喘息之后，各部农民军于十一月末乘着黄河冰封，突然跨越黄河，进入到中原腹地。等明军反应过来时，已经来不及了。

崇祯七年五六月间，以张献忠为首的几股农民军大约4万余人在汉中府以东的山区被明军将领陈奇瑜所部包围。由于地形狭窄，张献忠部面临被全歼的境地。

就在此时，张献忠等人再一次诈降，提出愿意招安，将农民军解散回家种地。按说朝廷已经上过一次当，即便张献忠是真降，也要认真对待。陈奇瑜上奏朝廷后，得到了崇祯帝的批复准予招降。

谁知，张献忠部出了包围圈以后，就把带队的安抚官或杀或缚，然后接连攻克凤县和宝鸡，向甘肃地区转移。

李自成、张献忠这两个最主要的农民军领袖，都曾被官兵逼得走投无路。崇祯帝缺乏的就是一个帝王应有的杀伐决断。如果他下令将主要的农民军将领就地正法，那么农民军这个难题，就会迎刃而解。这是崇祯帝犯下的第一个失误，也是丧失的第一次机会。

其二、自毁长城

从万历晚年开始，后金政权不断崛起虎视辽东。自萨尔浒战败后，明军由原先的攻势转为守势。天启时期，明军在辽东地区接连失利，及至崇祯继位后，后金政权与农民军已成为大明王朝的两个心腹大患。

朝廷先后任命的几位辽东主帅，因朝廷内部的倾轧党争，都没能阻止后金对辽东地区的蚕食。甚至一度逼近山海关，八旗兵封直指关外。

崇祯继位后，启用袁崇焕，任命袁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不久，崇祯帝又在平台召对袁崇焕，赐其尚方宝剑，袁也承诺“五年复辽”。

袁崇焕主持辽东军务后，明军的纪律和战斗力大有改观，在宁远一战中，打破了八旗不可战胜的神话，并炮伤天命汗努尔哈赤，不久后努尔哈赤去世。

这个局面得来不易，此后的数年间，袁崇焕先后收复不少失地。而此时，后金内部由于皇太极刚继位，政权不稳加上蒙古、朝鲜左顾右盼持观望态度，形势对明军极为有利。

然而袁崇焕在辽东建功立业，却犯了崇祯帝的忌讳。在猜疑心的驱使下，崇祯帝认为袁崇焕在之前不请示、不汇报，就擅自诛杀毛文龙。并在皇太极进犯京师时，驰援不及时。甚至还怀疑袁崇焕里通外国，与后金暗中达成协议。

种种猜忌致使崇祯帝自毁长城，他将袁崇焕召回京师，历数其种种罪行，最终将袁崇焕凌迟处死。

虽然袁崇焕所说的“五年复辽”有点吹牛的成分，但不可否认，只要袁崇焕坐镇辽东，就能有利牵制皇太极。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保持军事上的平衡。

如果此时的崇祯帝能够在数年的时间内肃清农民军，再用上几年时间休养生息，那么就可以腾出手来解决辽东问题。一旦这样，不敢说崇祯可以荡平后金，但以大明朝地域之广、人口之多，长期对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形成对峙局面，对后金来说则更为不利。

其三、迁都未果

时间到了崇祯十六年的时候，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了。在此之前也有不少朝臣建议将朝廷迁往南京，事实上关于迁都的问题一直争论不断，崇祯是个爱面子的皇帝。认为祖宗定下的“天子守国门”的祖制不能违背，因此在迁都问题上犹豫不决。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立大顺政权，农民军一路北上，直捣北京城。这年的三月，也是崇祯帝南迁的最后机会，一旦李自成破了居庸关，再想南迁已经晚了。

崇祯帝自己是倾向迁都的，可是帝王的尊严告诉他，抛弃宗庙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总是需要大臣提出来，然后自己做出一个半推半就勉强同意的姿态。

可是崇祯帝自己忘了，之前已经有很多大臣替他背了黑锅，而这些效忠他的人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何况迁都关乎国家命运，一旦哪个大臣在这个节骨眼提出迁都，事后御史言官们，要是以抛弃宗庙之罪加以弹劾，这个罪名谁也承担不起。所以，满朝大臣尽管都偏向迁都，却没人愿意当这个替死鬼。

既然大臣不发表意见，崇祯帝自己就更不好提了。迁都的最佳时机，就在君臣离心离德的内耗下转瞬即逝。

崇祯帝如果能当机立断迁都南京，那么历史必然会改写。与此前的北宋南迁不同，南京是太祖建立大明朝的根据地，后来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的规制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化，作为陪都南京已经沿袭了二百多年。

关键的问题是，江南一带是国家的赋税中心，又驻扎着数十万的军队。手里有钱又有人外加一个长江天险，不管是农民军还是八旗军，要想拿下江南绝非易事。

崇祯帝南迁后，极有可能出现李自成与多尔衮在北方对峙的局面，所谓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崇祯只要抓住有利时机，复都北京也不是没有可能。

崇祯帝是太祖、成祖之后，大明最勤政的皇帝，生活方面也比较简朴，也不喜女色，要是在太平时期，他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守成皇帝。

无奈崇祯生不逢时，没有赶上好时候，加上他性格优柔寡断，猜疑心重，好面子等缺陷，注定了在大明王朝即将颠覆之时无法力挽狂澜。前面所提的三个失误，又或者说是三个机会中，哪怕抓住一个，也不至于会吊死在煤山上的那棵歪脖子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