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登基 父子同朝-安史之乱前后唐玄宗、唐肃宗父子之关系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起兵反唐，拉开了历时七年多的“安史之乱”序幕。

“安史之乱”，是大唐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它打破了唐玄宗李隆基纸醉金迷的帝王生活，也让唐朝百姓从此卷入颠沛流离的战争旋涡。

兵变除佞分道扬镳

安禄山、史思明的大军本系边军，军力强盛，来势汹汹，席卷河北，进占洛阳。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九日，潼关失守后，唐玄宗完全没了欣赏《霓裳羽衣曲》的兴致，带着贵妃、一家老小和一众朝中要员匆匆撤离了长安城，“将谋幸蜀”。

《旧唐书》卷九中记载：六月

“乙未，凌晨自延秋门出，微雨沾湿，扈从惟宰相杨国忠、韦见素、内侍高力士及太子，亲王，妃主、皇孙已下多从之不及。”

然而，仓促上路的一众人马，因沿途州县大小官吏多闻乱而散，物资供给是根本无法保障。

“至咸阳望贤驿置顿，官吏骇散，无复储供。上憩于宫门之树下，亭午未进食。”

谁曾想锦衣玉食，奢靡之至的大唐帝王，一下子沦落到连膳食也没了着落的地步，饿起了肚子。随行太监只得寻找当地百姓，向他们讨要粮食。

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唐玄宗的御驾行至马嵬驿，手下的一众卫兵不干了。

《旧唐书》记载：

“丙辰，次马嵬驿，诸卫顿军不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奏曰：‘逆胡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今国步艰阻，乘舆震荡，陛下宜徇群情，为社稷大计，国忠之徒，可置之于法。’”

正好有吐蕃使者二十一人在驿站外拦住杨国忠报告情况，众人高呼：“杨国忠勾结蕃人谋逆”，禁军于是四面包围驿站，诛杀了杨国忠等人。事后仍不肯罢手，高力士向唐玄宗回奏：

“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

无奈之下，唐玄宗只好命高力士去赐杨贵妃自尽。

这就是轰动历史的“马嵬驿兵变”。

对于在马嵬驿发生的诛杀杨氏家族的兵谏行动，要说有主谋也有主谋，要说没有主谋其实也没有主谋，至少在当时混乱的情形之下，失控的人心肯定要发泄在他们所憎恶的对象身上。

在《旧唐书》卷五十一“玄宗杨贵妃”部分中记载：

“及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

又在卷五十八“韦见素”部分中记载：

“次马嵬驿，军士不得食，流言不逊。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其乱，乃与飞龙马家李护国谋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礼等禁军围行宫，尽诛杨氏。”

在《旧唐书》玄宗、肃宗本纪中并没有描述太子李亨当时的态度，后两则史料中却都提及了陈玄礼与太子有过事先沟通的情节，说明军士哗变应该是得到了太子李亨的默许或支持。

其实，从唐肃宗宠信的宦官李辅国的记载中也能从中发现端倪。在陪同唐玄宗逃亡的队伍中，李辅国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员。他本名李静忠，《旧唐书》中记载，当时

“辅国侍太子扈从，至马嵬，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辅国从至灵武，劝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肃宗即位，擢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以心腹委之。”

这段记载，可以明显看出，李辅国此人作为当时太子李亨身边的贴身、心腹，先后参与了马嵬驿兵变以及主张太子分兵北上、灵武即位等一系列重要事件。

不仅如此，太子李亨这时能够站在哗变军士这边，也是有其个人思量的，因为他与宰相杨国忠的关系也并不融洽。

《旧唐书》卷五十六杨国忠部分中记载：

“玄宗闻河朔变起，欲以皇太子监国，自欲亲征，谋于国忠。国忠大惧，归谓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东宫监国，当与娘子等并命矣。’姊妹哭诉于贵妃，贵妃衔土请命，其事乃止。”

《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三中记载：

“上议亲征，辛丑，制太子临国，谓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载，倦于忧勤，去秋已欲传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余灾遗子孙，淹留俟稍丰。不意逆胡横发，朕当亲征，且使之监国。事平之日，朕将高枕无为矣。”

听闻此言，

“杨国忠大惧，退谓韩、虢、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暮矣！’”

这两段清晰地记载交待出了杨氏家族与太子李亨之间的矛盾。

再看当时唐玄宗李隆基的反应。禁军兵谏,通过逼宫诛杀了杨氏一族，让唐玄宗始料未及。可见，唐玄宗并没有明确的心理准备去应对当时的局势。军中对下一步去向也是意见不一，有人说去河西、陇右，有人说去灵武、太原，有人说回京。近臣韦见素之子韦谔认为，返回京城必然要面对叛军，不如先前往扶风，再做打算。

到出发之时，当地百姓认为，“陛下家居陵寝，陛下坟墓，今舍此，欲何之？”一句话把急于逃命的唐玄宗给问住了，于是“乃命太子于后宣慰父老”。

对于太子李亨的留守北上，《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中记载的有些曲折，面对唐玄宗执意奔蜀的态度，当地百姓都把希望寄托在太子李亨身上，愿意跟随他一同打回长安，假若李亨跟随唐玄宗一块入蜀“中原百姓谁为之主？”太子李亨是以“至尊远冒险阻，吾岂忍朝夕离左右。且吾尚未面辞，当还白至尊，更禀进止。”辩解，舍不得父皇远去，仍要陪父入蜀，以尽孝道，还说自己就算留下，也应当当面和父皇说一声。

最后，还是在建宁王李倓与太监李辅国等人的劝说下，让他挽回社稷，迎回唐玄宗，这才是真正的孝道，“何必区区温情，为儿女之恋乎！”。这才在一众人的劝说簇拥下，太子李亨才没有离去。

事后，在得到了太子李亨留下抗击安史叛军的消息后，同意了他的这一决定，“乃命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宣旨欲传位，太子不受。”

这次父子分兵，唐玄宗李隆基几次传位的承诺是真是假，太子李亨是被动而为还是故意作秀，我们不得而知，但李辅国等人决意拥戴李亨北上朔方，显然是早有分道扬镳之意了。

为什么选择北上？因为早在开元十五年（727年），唐玄宗就封“忠王浚为单于大都护、朔方节度大使”，这里的忠王浚就是李亨，虽然是虚职，但仍与属地将官有往来，并逐渐获得了当地军方的支持。

逆来顺受艰难立储

马嵬驿兵变时，太子李亨已经四十五岁了，面对着身体健硕的父皇，是老太子了，什么时候能够真正摆脱父皇的影响，或许他自己心中也没有底，因为他能得到太子之位并不顺畅。

唐肃宗李亨生于景云二年（711年），是唐玄宗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是元献皇后杨氏。

其一生曾四度改名，最初名叫李嗣升，两岁时被封为陕王。开元十五年（727年）正月，改名李浚，改封忠王。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更名为李玙。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六月，被立为太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又更名为李绍。天宝三年（744年），再更名为李亨。

唐肃宗李亨的上位有些巧合，因为在这之前，他的二哥李瑛曾被立为太子。而且当时的宫廷斗争，他并没有任何主动竞争的资本。

众所周知，李亨的父亲唐玄宗李隆基是位长寿皇帝，活到了七十七岁，但唐玄宗的后半生是逐渐怠慢朝政，信任奸佞，纵情声色。到了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三月，五十三岁的唐玄宗李隆基仍然精力不减，专宠武惠妃（后来武惠妃的儿媳杨玉环成了唐玄宗的贵妃），这使得太子李瑛的母亲赵丽妃、鄂王李瑶的母亲皇甫德仪、光王李琚的母亲刘才人等一圈佳丽相继失宠。

武惠妃此前虽上位皇后未成，但还想着替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琩谋求太子之位。于是，武惠妃一直勾结他人进谗，诬陷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与驸马薛锈等合谋不轨，加之李林甫暗中巴结武惠妃，也去鼓动唐玄宗，经不起枕边风吹的唐玄宗终于害了自己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婿。

《旧唐书》卷九中记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乙丑，皇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并废为庶人。”后来，三子一婿皆被冤杀。

计划不如变化大，武惠妃给儿子清除了上位的障碍，本该是弹冠相庆，自己却陷入了忧郁恐慌之中，是年十二月蹊跷死去。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是唐玄宗人生当中黑色的一年。上半年，亲自冤杀了自己的三个儿子；年底，自己宠幸的武惠妃又弃他而去。这与天下大治的开元盛世格格不入，也导致后来的立储之事再度洗牌。

太子李瑛被废后，是否立寿王琩为储成为摆在唐玄宗面前的现实问题。李林甫是力推寿王上位的。《旧唐书》卷十记载：

“太子瑛得罪，上召李林甫议立储贰，时寿王琩母武惠妃方承恩宠，林甫希旨，以琩对。”

《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中记载，立储之事，唐玄宗本人是倾向于册立忠王李玙（李亨）的，认为“忠王玙年长，且仁孝恭谨，又好学”，但并没有拿定主意，后来高力士“推长而立，谁敢复争”的建议，让他下定了决心。

《旧唐书》记载：开元二十六年“秋七月己巳，册皇太子，大赦天下”。

但从被立为太子这一天开始到天宝十五年，太子李亨的皇储之途并不顺利，先有李林甫，后有杨国忠都曾对其表达不满，一度危及其皇太子地位。这一切，没有唐玄宗的默认与纵容，这些权臣绝然不敢对其下手。

灵武即位两帝同朝

马嵬驿兵变后，在众人多次劝进下，太子李亨“不由自主”地扛起了平叛大旗。在获得父皇李隆基的恩准之后，李亨出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成为平定安史之乱的总指挥。

太子李亨的社交圈子和兴趣习惯显然与其父亲截然不同。

在天宝十三年（754年）正月，“安禄山来朝，太子识其有反相，请以罪诛之，玄宗不听。”李亨的密奏，并没有引起唐玄宗的重视。

其实，早在名相张九龄退出大唐政坛以后，围绕唐玄宗身边的，除了李林甫就是杨国忠之流。而且，在开元盛世光芒下的唐玄宗是完全迷失了方向，心思全都放在了女人身上，死了武惠妃，就纳了儿媳杨贵妃，边务之事也完全寄希望于各地藩镇。

而太子李亨虽然“岂忍朝夕离左右”，但下一步的方向应该是比较明确的，虽然是众人劝进，但关键时刻他没有含糊，北上过程中整合力量，收纳各地散落兵勇，坚定地向河西、朔方前进。他的圈子里有负责亲兵扈从的两个儿子广平王李俶（后来的代宗李豫）和建宁王李倓，还有贴身心腹太监李辅国、太子妃张良娣，这些人都是力主北上的坚定支持者。其实，这已经是一套完整的领导班子了。

天宝十五年（756年）

“七月辛酉，至于灵武。壬戌，裴冕等请皇太子即皇帝位。甲子，即皇帝位于灵武，尊皇帝曰上皇天帝，大赦，改元至德。”

是为唐肃宗。

自六月安史之乱爆发，到七月灵武登基。一个月的时间，迅速改变了大唐帝国的政治格局，也让远在西蜀的唐玄宗始料未及。为了获得唐玄宗对灵武朝廷的认可，即位之后，唐肃宗就“遣使乘驿，布于江淮，王命再通”。

这时的唐玄宗还不知情，仍诏告天下，安排平叛部署事宜，《旧唐书》中记载，七月

“丁卯，诏以皇太子讳充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兵马，收复两京；永王璘江陵府都督，统山南东路、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大使；盛王琦广陵郡大都督，统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路节度大使；丰王珙武威郡都督，领河西、陇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大使。”

但到了八月

“癸巳，灵武使至，始知皇太子即位。丁酉，上用灵武册称上皇，诏称诰。己亥，上皇临轩册肃宗，命宰臣韦见素、房琯使灵武，册命曰：‘朕称太上皇，军国大事先取皇帝处分，后奏朕知。候克复两京，朕当怡神姑射，偃息大庭。’”

这说明，唐玄宗一统天下四十年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形成了西蜀、朔方两两相对的局面。

面对天下乱局，这时的唐玄宗承认了儿子李亨即位的事实，自称太上皇。

但他在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八月十六日发布的《明皇令肃宗即位诏》中仍然提出

“且天下兵权，制在中夏，朕处巴蜀，应卒则难，其四海军郡，先奏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皇帝处分讫，仍量事奏报。”

因为天下乱局未定，身处西蜀的他仍不放心“诰、制所行，须相知悉。……且以诰旨随事处置，仍令所司奏报皇帝。”可见他仍然不肯放弃手中的权力，还要以诰旨来随时处理天下之事，与北方的灵武朝廷一起，俨然是一种二元制的中央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