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一审开庭现场态度嚣张

10月11日，备受关注的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开庭，被控拐卖儿童人数增至17人。此次庭审，杨妞花等被害人及家属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到庭参加诉讼，部分寻亲家长一道全程参加了旁听。庭审从上午10时持续到下午5时30分许结束，公诉机关建议判处余华英死刑。庭审结束后，审判长宣布休庭，择期宣判。昨晚，杨妞花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余华英在重审一审现场态度恶劣，没有真心悔罪，“为什么我会觉得她态度特别恶劣？她一直到最后，一滴眼泪都没有掉，自始至终，一个‘对不起’也没说，之前她还可能演演戏，这一次，她完全演都不演了。”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审理脉络2023年9月18日，贵阳市中院一审认定，余华英伙同龚显良于1993年至1996年期间拐骗11名儿童到河北邯郸出卖，以其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余华英不服，向贵州省高院提起上诉。2023年11月28日，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2024年1月8日，贵州省高院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法院认为，原判遗漏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为查清全部犯罪事实，应予重审。2024年10月11日，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开庭。据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余华英自1993年至2003年期间，伙同龚显良和丈夫王加文在贵州、云南、重庆等地共拐卖17名儿童。加上其他法院已经判决过的2004年在云南楚雄拐走的2名儿童，余华英已被认定拐卖和此次被指控拐卖的儿童总数达到19名。重审一审开庭现场余华英态度嚣张杨妞花是被余华英拐卖的孩子之一，正是她，在2022年根据自己5岁时的被拐记忆，向警方提供线索，最终贵阳警方将余华英抓获。警方查明，余华英在1993年至1996年间，曾作案8起，拐卖杨妞花等11名儿童至河北邯郸。从一审开庭、判处余华英死刑，到二审开庭、发现其他犯罪事实发回重审，再到此次重审开庭，杨妞花作为被害人和此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始终参与此案的诉讼，多次在法庭上与余华英面对面。与之前在法庭上请求起身向被害人鞠躬、道歉，连声说“对不起”不同，这次开庭，余华英在现场态度恶劣，没有悔罪举动。“她跟我有一个直视15秒左右的时间，她当时用半眯的眼睛仰着脸看着我，所以当时我觉得她态度特别嚣张。”杨妞花称，“包括我们在庭内陈述自己的事情时，她会起来反驳我们，比如我说她对我的殴打行为，她会说她没有，甚至会跟我的律师、我，还有其他受害者亲属高声吵架。”杨妞花说，当被害人陈述自己的遭遇时，讲述者在哭，旁听者在哭，而被告人余华英头不抬眼不看，一直在抠手指头。被拐儿童增至17名分别来自12个家庭此次庭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杨妞花的代理律师王文广介绍，目前侦查发现余华英涉嫌拐卖的儿童从11人增加到了17人，分别来自12个家庭。“发回重审之后增加了4起犯罪事实，涉及6个被拐儿童，有两起案件是两个家庭同时被拐走两个孩子，另外两起案件的儿童分别是在云南大理和丽江被拐走的。看到没有家长看管的孩子，通过一些小玩具、零食引诱小孩，然后将小孩拐走。”1993年2月28日，余华英和龚某良在贵州省安顺市熙郊公园附近，以去游戏机室打游戏为由，把谌氏二兄弟从安顺哄骗到贵阳。他们将年龄较大不好卖的哥哥遗弃在一家游戏机室，把弟弟带到河北邯郸卖给他人。哥哥后来在民警的帮助下回到安顺家中。1994年10月7日，余华英和龚某良在安顺西秀区汪家山附近，以去买好吃的为由，把王氏两兄弟从安顺拐带至河北邯郸，并分别卖给高某某和李某某。在大理、丽江被拐卖的两个孩子均是由余华英的丈夫王加文拐走后交给余华英，再由余华英搭乘火车带至邯郸卖给他人。庭审中，余华英将自己描述成一个从犯。“她认为自己不是主犯，只是处于从犯地位，认为他们（指情人龚某良和丈夫王加文）是提议的，她自己只是帮助。”王文广在谈到余华英案件时表示，“公诉人也提出，她这个行为应该说不分主从次，拐卖，没有拐就没有卖，同样没有卖就没有拐。”庭审中，余华英承认参与拐卖了17名儿童，但对诸如是否虐待被拐儿童等对本人不利的具体事实，她均予以否认或表示记不清楚，并将犯罪主要责任归咎于其他共犯。杨妞花说：“我就觉得人怎么可以无耻到这个地步，她明明说没有其他被拐儿童，然后从我1个增加到8个孩子，再到11个，最终达到了17个。幸好我当时坚持下来了……我们要一直盯着，等结果出来为止。”律师：希望更多被拐孩子站出来寻亲只有双向奔赴才易成功此次庭审，杨妞花等被害人不仅要求判处被告人余华英死刑，还要求她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杨妞花被拐走后，她的父亲在39岁时郁郁而终，第二年，年仅32岁的母亲也去世了，姐姐在11岁那年成为了孤儿，姐妹俩都是在13岁的时候，开始外出打工……这一系列家破人亡的惨剧均由余华英一手造成。

△杨妞花（左一）和爸妈、姐姐唯一的合影。“我也知道她没有钱，但是我不提民事赔偿的话，没有办法跟进案件。还有，这里有我爸爸妈妈的死亡赔偿金，目的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我父母的死跟她是有直接关系的。”在王文广看来，要求余华英承担民事责任，是对被害家庭的一个交代，“我们希望至少在法律上让他们感觉到温情，无论被告人是否承担得起，法律要判决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不论是遭遇拐卖的杨妞花，还是为杨妞花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王文广，他们都强调，寻亲是个双向奔赴的过程。王文广表示：“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案件，更多是让被拐的孩子或疑似自己身世的孩子，能够主动站出来，寻亲双向奔赴是非常容易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