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断想

本文转自：人民政协报

杨小波

《&nbsp人民政协报 》 （&nbsp2024年01月13日 &nbsp第&nbsp06&nbsp版）

2024年元旦，北京时间下午6点，准时打开家里大电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直播，从头到尾，认真听了、看了。

在那个被称为欧洲“跳舞的”19世纪，1847年12月31日，一场由老约翰·施特劳斯指挥的音乐会，在维也纳郊外露天舞台举行，伴随着民谣“跳吧，唱吧，无论我们是富裕还是贫穷……”等欢快乐曲，人们通宵达旦翩翩起舞，成为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发祥。

新年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节日。如今，世界许多城市，都不约而同地，以一场高水准音乐会，宣告新年的到来。而开此先河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现已成为世界上最知名的音乐盛会和奥地利的音乐文化象征。

没错，今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依然有金色大厅的金碧辉煌、花团锦簇，依然有爱乐乐团一以贯之的高水平演奏。

可是这次，不好意思，不知怎么的听着听着，会有点儿走神儿？尽管有主持、专家在那里，前后点评、赞美有加，但躲在一边暗自思忖，自己还是不得不窃窃私议，今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较之往年，显得平淡沉闷了些。

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有特定时间空间要求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不例外。

要害在：“变与不变”。

当然，首先在指挥。

蒂勒曼，这位德国著名指挥家，严谨细致、一丝不苟，高质量地完成了他的工作。那种正统规范、准确理性、身高板直，看着也令人起敬。可是，怎么就觉得，今天的舞台上，好像缺少点儿什么：某种艺术的感染力？某种对新年到来的热切期盼？怎么会有一种指挥家在埋头录制大部头唱片的错觉。

由此感到，“新年音乐会”，还真是个特殊的“乐体”，除却必须的高超专业能力，似乎观众还希冀指挥家能带来些其他更多什么东西。

从1987年的卡拉扬起，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每年更换指挥，迄今38场音乐会已有15位指挥家轮番登场1至6次不等。

为何每年更换指挥？

应该是要增加些文化的多样性吧。

是啊，只有特殊性，没有普遍性，一个民族的东西，未必就能成为世界的。一家之味，若想调得众人之口，谈何容易？

可以想见，若非实行“每年更换指挥”，邀来他国音乐翘楚，引来异域观众目光，仅仅是维也纳音乐人在自编自演，现在大概会是另一种光景吧。自娱自乐？当然好。世娱世乐？恐就难。

那么，其次呢？

当是，曲目吧。

从1804年至1916年，老约翰·施特劳斯及三个儿子奋力创造出一个“圆舞曲王朝”，为了表达对他们的敬意，一个半世纪以来，维也纳爱乐乐团坚持演奏施特劳斯家族音乐迎接新年到来。虽时代沧桑，人事变迁，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这个传统始终没变，也使更多人分享到了那些美妙美好、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

然而，变，也一直在。

演出形式上，1987年，当最后的《拉德茨基进行曲》旋律响起时，观众情不自禁地应和着节拍鼓掌，这时的指挥家转过身来，邀约观众随着音乐的强弱鼓掌。自此，这个台上台下的交融互动，就成为加演曲目中的保留场景。

1989年，当《蓝色多瑙河》乐曲开头的弦乐震音响起时，观众报以热烈掌声。这时，指挥家中断指挥转过身来，以德语向现场观众说出：“新年快乐！”随后，这也成为音乐会一项惯例，直至2002年指挥家小泽征尔邀请众多乐手以不同语言向观众致意，自己则用中文向全世界观众说出“新年好！”而达到高潮。

演出作品上，尽管施特劳斯家族音乐作品颇丰，且仍不时有新曲目发现，但经演百年，在丰富性、新颖性上毕竟有一些局限。面向全球的音乐盛会，观众本来就各有所好，奈何世人口味又在不断变得更高。已注意到，1978、2009、2020年，为纪念舒伯特、海顿、贝多芬诞辰，分别加演了这几位音乐家的曲目，而近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又有其他作曲家作品陆续推出，显示出某种由施特劳斯家族作品，推及维也纳作品、奥地利作品、欧洲作品……的新迹象。

门，打开了，挺好。

始开一缝，何妨更宽些。

当然，作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若没有施特劳斯家族音乐，就没有了特色；而仅有施特劳斯家族音乐，似也难更增色。

变与不变。

在指挥，在曲目，还可在其他什么上。

又回到那个“熵增原理”。可白话表达为：一个封闭的系统，若无外界对其提供新的能量，久而久之，该系统内部将不再发生任何变化，而最终归于“热寂”。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若想以高雅、轻松、豪华、热烈的特点，展示人类最文明、最欢快、最明亮的一面，就不能不继续在“变与不变”上，多费思量、多下功夫，多与外部世界交换能量。

今天，怀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憧憬，在迎接新年第一缕曙光之际，古老璀璨的中华文明，应该也必将会绽放出属于自己、共鸣时代、奉献人类的华美乐章。

我们热切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