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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59年(阴历)十一月,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河北定州)两镇送急报给开封,称割据山西的北汉会合辽兵,已开始向后周发动进攻。
此时,后周皇帝柴荣早已病死,身负托孤之命的宰相范质却不辨真伪,并于960年正月初一,决定派赵匡胤率军前去抵御,也从此给了赵匡胤一次难得的发动兵变的机会。
于是正月初三,赵匡胤统率的大军到达距离开封仅有四十里外的陈桥驿时,兵变也随之发生了。
那么,赵匡胤的此次兵变,到底是事先预谋,还是临时哗变的呢?
其实,这个问题,回答起来也简单。完全可以从以下几点,得出一个当时最真实的结论。
首先,要看看赵匡胤的顶头上司柴荣活着时的一些作为。应当说,柴荣算得上五代中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当皇帝时,不但推行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生经济的举措,还破格选拔人才,严惩贪官污吏,重视法制。
尤其在部队建设上,他还特别针对过去骄兵悍将难以驾驭的积习,下狠力整顿军队,严肃军纪,并从各地精选出尤其强壮的士兵充实到禁军队伍,也从此建立起了一支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精锐禁军。
而现在,这支禁军就掌控在赵匡胤手中。
其次,柴荣活着时,赵匡胤就早已是一名能征惯战且战功显赫的将军,并一再受到柴荣的提拔和重用。在禁军中也早有着很高的威望,深得禁军大多数士兵的拥戴,一句话,除活着时的柴荣外,他在禁军的号召力已无人能比。
除此之外,赵匡胤还很善于在部队中培植自己的势力,许多禁军将领都是他的亲信(在军中他有“义社十兄弟”)。所以,柴荣一死,在后周军中,就再没有任何人的势力可以与他抗衡了。
再次,五代时期,在人们的认知中,谁拥有兵权,谁就有了做皇帝的资本。或者说,在镇州、定州两镇送来急报前,赵匡胤还不拥有绝对的兵权,是不懂军事的宰相范质把军权一股脑地都给了他。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柴荣死后,后周出现的这种“主少国疑”的动荡气氛,也自然而然让人们,尤其是部队的将士产生了另立其主的念头(最典型的又莫过赵普和赵光义了)。
此时的赵匡胤有没有这种念头,应当说,一开始并没有。这也完全能够从后来赵普建议赵匡胤解除石守信等将领的兵权时,对赵匡胤说得一番话中得到印证。
当时,赵匡胤并不想解出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因为他们毕竟是好哥儿们,是拥立有功之臣。可赵普却说,如果他们的部下有人作孽,拥戴他们,他们能够自由吗?
这话实际上是在提醒赵匡胤,要他记住陈桥兵变的事件,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重演。这才有了后来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
所以,总之一句话,也正是身为顾命大臣的范质等人,对赵匡胤的过份信任(委赵匡胤最高军权,可以调动全国兵马),才最终导致了陈桥兵变的发生。
所以,从这一点上讲,赵匡胤的部队在走出开封之前,应该是没有预谋的。整个陈桥兵变也正是在行军途中(约三天时间),由赵普、赵光义等人酝酿而成。赵匡胤一开始或许不清楚,至于在黄袍加身前他清楚不清楚,也只有天才知道了。
这时,黄袍加身就成了一个历史转折点了。它对于赵匡胤而言,在众将士面前黄袍加身是死罪,不反是死,反也是死。赵匡胤也只有反了。
而对于众将士来说,谁都清楚拥立之功的重要性。为了自己进一步的荣华富贵和高官厚禄,大家也只好一起跟着反了,况且他们更相信赵匡胤的实力,能够摆平朝廷。
话说到此,大家应该都明白了一些吧。
所以,关于陈桥兵变,也完全可以这样总结:正是军中的赵普、赵光义等人,看到了赵匡胤在军队中所拥有的绝对权势,才出来导演了这场惊天动地的兵变,且一举夺取了后周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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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生成时间:2024-03-06 18: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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