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影响贵州历史文化的形成

贵州高原地理位置的枢纽地位，一方面造成了历史文化的多元化，同时也因与毗邻地区的联系上存在紧密性的差异，导致了历史上地区间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巨大落差。这种状况，秦汉以后表现得特别突出。

民间有一段话称：“贵州文化看黔北，黔北文化看遵义，遵义文化看沙滩”，这自然是一种偏颇的认识。沙滩这样一个小山村，虽然在百余年间出了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一批文化名人，但要作为贵州历史文化的代表，显然名不副实。但这句话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文化在贵州历史文化中的影响，尤其因汉文化传播所造成的经济、社会、文化的流变及经济、文化重心的移动，对贵州历史文化的形成影响甚巨。

贵州缺盐，而盐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物质要素。贵州高原有着数十万年人类生活史，人们除了从食物中摄取盐外，不得不从产盐的地方通过交换或买卖获取食盐，以维持族群劳动、生息、繁衍的需要。先秦之际，川黔之间存在多条盐运的通道，有山间小路亦有水道。加上秦汉王朝对西南夷的经营，以及尹珍等历史人物远赴中原求学，回乡兴办教育等的影响，黔北地区无论在生产力水平、汉文化传播的深度与广度都远胜于南部。直至南宋以前，今贵州省境的经济重心、文化重心，主要在黔北地区。可以说，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期，黔北的确是贵州高原的“首善之区”。

南宋时期，封建王朝出于抗击蒙古大军的需要，频繁在贵州、云南、广西买马，一度将今贵州境纳入全国商业市场。每次买马均伴随马帮将大批食盐、绢帛运入贵州，贵州的土特产又源源运往外地，因而刺激着地方经济的发展。但由于战局的急剧变化，这种情况延续的时间并不长，并未引发经济与文化重心的移动。那时的黔中，尤其是北宋时的矩州，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有了“贵州城”的称谓，仍未成为经济文化发达之区，无法与黔北比肩。

贵州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始于元王朝。元代推行土司制度，在黔中建立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将贵州城更名为顺元城，筑建土城墙，强化了对黔中的统治。同时由于元王朝大兴站赤（驿站），修建通往省外的几条干线驿道，今贵阳逐渐成为交通枢纽。自此时起，贵州高原的经济重心逐渐开始南移。

明王朝调北征南，百万以上的军队与家属涌入贵州，“千屯遍布于原野，诸卫错设于州县”，贵州早期的城镇大多在此基础上萌芽。明政府又将贵州都指挥使司设于贵州宣慰司城（今贵阳），增强了贵阳在省境内的政治地位。随着贵州建省，贵阳成为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治所，加上明初百余年的经济大开发，贵阳作为全省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逐步确立下来。明中叶的开科取士、王阳明的龙场悟道，都强化了黔中地区的文化地位。至此，以贵阳为中心的贵州山地多彩历史文化，才逐渐形成体系。

生产力因素导致的经济文化重心变动，对贵州历史文化形成过程的影响，是我们研究贵州历史文化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