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秉忠由僧而仕，助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急流勇退

1240年，山西云中的南堂寺迎来了一位非同寻常的高僧，燕京大庆寿寺的海云禅师。

他接见了南堂寺的僧人，这些僧人在他看来大多平庸，只有一位叫“子聪”的僧人，饱览群书，天文、地理、佛经、奇门遁甲无所不通，尤其精通《易经》等书籍。

海云禅师与这位僧人多次交谈，如获至宝，他此次来这里是有政治使命的，忽必烈请他代为寻找人才，招揽谋士，带回漠北共图大业。

这位名叫“子聪”的僧人，正是他要寻找的人。

“子聪”俗姓刘，名侃，字仲晦。17岁时当过负责抄抄写写的小官，干了两年多，投笔叹道：“怎能当个刀笔小吏碌碌一生？大丈夫生不逢时，不为世人所识，不如出家隐居，等待时机再展宏图。”随后，在江苏天宁寺出家，改名子聪，随后又游历山西云中，留居南堂寺。

在寺庙隐居期间，他发奋苦读，博览群书，一直盼望得到明主赏识。如今海云禅师慧眼识珠，又听了关于忽必烈的介绍，刘侃预感到忽必烈是个可以信赖的藩王，毅然决定奔赴漠北。

一个决定往往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轨迹，而机遇从来只垂青于那些有准备的人。

忽必烈与刘侃一见面，相谈甚欢，大有英雄相见恨晚的感觉。

海云禅师南归后，刘侃成了忽必烈的幕僚，为了表示对忽必烈的忠心，刘侃改名为刘秉忠。

当时蒙古人认为马上出天下，刘秉忠已在告诫忽必烈，“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他给忽必烈讲中原的历史，尤其是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的伟大业绩。

此时的蒙古汗位是空缺的，成吉思汗死后，四个儿子各有领地，窝阔台、贵由相继继位又相继去世，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不敢贸然行动，他只能等待时机，伺机而动。

1251年，忽必烈长兄蒙哥夺得汗位，为了巩固地位，将关中封给忽必烈，让他离开漠北，南下中原。

关中这个地方连年战乱，且前期管理野蛮粗暴，人民纷纷逃亡，其中邢州（今邢台）最为严重，刘秉忠向忽必烈建议，“人人都知邢州最为残破凋敝，王爷应知难而进，选派能人前往治理，限期扭转局面，以此作为四方效法的榜样，使天下都受到恩惠。”

同时，刘秉忠还建议，前些年徭役严重，官吏巧取，所以人们才纷纷逃亡，现在由王爷管辖，应该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减少一半徭役。

在汉法的治理下，邢州不到一个月，民户就增加了十倍，忽必烈看到推行汉法的巨大成效，更加信任刘秉忠，让他筹划重要政事。

汉化进程逐渐在河南、陕西等地推行，收效很大，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如杨惟中、姚枢、郝经等人，也纷纷加入忽必烈的幕府，人才济济。

1252年，忽必烈受命远征大理。大理国在云南地区，国主段兴智大权旁落，大臣高祥兄弟专权，内政腐败。

忽必烈兵分三路，自己率领中路军经雪山，过大渡河，抵达金沙江畔。蒙古军队有嗜杀的习惯，刘秉忠等一班随行谋士，有机会就开始进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想灌输，怕讲多了忽必烈厌烦，就改讲佛教不杀生的理论。

忽必烈督军南下，听从刘秉忠的劝告，公开表示不忘杀无辜。

但是，在大理差一点就又开了杀戒。事情是这样的，1254年，忽必烈大军包围了大理城，为了避免血战，他派使者去招降，结果大理军杀了使者，出城迎战，大理大败，段兴智和高祥兄弟趁混乱逃走，进驻大理城后，忽必烈按照蒙古习惯要下令屠城。

刘秉忠一再劝谏，忽必烈从盛怒中清醒过来，撤销了屠城的命令，只追杀了高祥，俘获了段兴智。

推行汉法，重用汉儒，不乱杀无辜，使忽必烈在中原汉地赢得了人心，势力飞速增长。

有人喜必然有人忧，忽必烈势力的增长，引起了一些蒙古贵族和守旧势力的不满，他们散布谣言说忽必烈有另立王国的野心，蒙古大汗、忽必烈的大哥蒙哥有点坐不住了，他担心谣言不是空穴来风，就借审查之明，开始罗织忽必烈宗王府许多官吏的罪名，严刑杀伐。

刘秉忠等劝说忽必烈，放弃汉地管理权，返回和林居住，以表示对蒙哥的忠心。同时琢磨新的对策。

在忽必烈一系列表示忠心的举措后，蒙哥解决了对忽必烈的戒心，刘秉忠马上建议忽必烈将王府迁至离中原较近的地方，这样既表示无意占据中原，又可以脱离和林势力的监控，为将来重新控制漠南汉地建立一个大本营。

通晓阴阳八卦和地舆之学的刘秉忠，在桓州东北、滦河北岸的龙岗选择了一块平地，营建宫室和房舍，这座城市建成后，定名为开平。忽必烈以此为根据地，设京兆宣抚司，积蓄力量。

1258年，蒙哥大举攻伐南宋，忽必烈受命攻取湖北鄂州。

刘秉忠随军，仍谏言“王者之师，在德不在战，不可嗜杀”，这一路忽必烈下令不妄杀百姓，不烧杀抢掠，这个怀荣策略，使得忽必烈一路非常顺利，很快攻陷瑞州，合围鄂州。

就在此时，蒙哥病死在四川合州，多少人对汗位虎视眈眈，同时南宋丞相又派人来找忽必烈议和。

忽必烈在刘秉忠、郝经等人的建议下，与南宋密约议和，同时迅速退兵北返，进驻开平，并立即约见其他诸王，直接登基即位。

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颁告天下，宣布即大汗位，同时讨伐反对自己的阿里不哥，解除了政权威胁。

十几年的经营经历，忽必烈感觉国体和整体使用中原制度更为有效，于是确立了蒙古制度为体，中原制度为用的方针。

刘秉忠受诏，“凡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卿其议拟以奏”，他担当大任，广采博取，逐步建立健全了“一代成宪”。

1260年5月，忽必烈在刘秉忠的建议下，正式下《中统建元诏》，“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

这一措施，表明忽必烈将按中原王朝的模式来建立自己的王朝，进而实现“天下一家”、统一中国的意愿。

1271年，刘秉忠提出一个更为重大建议，废除“蒙古”国号，取《易经》的“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元”，同时建议迁都中都，改称大都，将国家的统治中心南移。

元朝迁都大都后，实现了文化选择和战略更改的历史性转变。

元朝从草创到定型，刘秉忠出谋划策，立功很大，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他深知，自古以来皇帝对功臣都心存猜忌，他志不在做官，而在于大丈夫要做一番事业。

刘秉忠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无官无爵，这种身份让他在处理与忽必烈的关系上可进可退，可是随着一批又一批的儒士都做了高官，一些大臣和忽必烈都觉得不能亏待刘秉忠。

最后，忽必烈拜刘秉忠为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预中书省事，又亲自做媒，把翰林侍学士窦默的女儿嫁给刘秉忠为妻，将豪华的奉天坊赐给刘秉忠做私宅。

尽管有显爵、豪宅和美妻，但刘秉忠始终戒慎戒惧，仍时常出居佛寺，过着粗茶淡饭的清贫生活，还自号“藏春散人”，表明心意，韬光养晦。但即使这样，他仍然被卷入了政治斗争，差点被牵连。

原来，刘秉忠爱才，曾经举荐过一个王文统的人，没想到这个人后来竟和自己的女婿参与叛乱，虽然最后叛乱被平，但是忽必烈受到了强烈的震动。

他看到此次叛乱的支持者王文统就在自己身边，还有地方的一些汉人军兵，他加重了对汉人的猜忌心理，开始采取措施，防范汉人势力过大。

所有曾经举荐过王文统的官员除刘秉忠外统统受牵连，有的被驱逐，有的差点被割去舌头。

刘秉忠虽然未受处罚，但是他明白这是杀鸡给猴看的做法。

汉人地位日益下降，色目人地位逐渐升高。，后来，忽必烈干脆颁旨正式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国人充同知，永为定制”。

刘秉忠兼通儒、释、道，儒家说“富贵于我如浮云”，释家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道家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看看到忽必烈用人态度的变化，他明白，归去来兮，该择机急流勇退了！

1274年元旦，忽必烈在大都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后，要去昔日的发祥地上都做短暂巡查，刘秉忠要求随行。

到达上都后，刘秉忠陪忽必烈游览了南屏山，他说，这里风光宜人，自己愿意在这里盖一间小屋，静心修行，只要皇上不召见，他就不再返回大都了。

忽必烈沉默一会，批准了刘秉忠的请求，三十余年的陪伴，到此画上了句号。

两人对视一眼，微微一笑，彼此都明白了对方的心意。

这年秋天八月，在南屏山绚丽的红叶掩映下，刘秉忠长眠于此，享年五十九岁。

消息传到大都宫中，忽必烈十分悲哀，下诏将刘秉忠安葬于大都，赠官太傅，封赵国公，谥号“文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