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来的“特约记者”现形记，1985年哈尔滨6.18王志伟诈骗案始末

参考资料：群众出版社，公安部五局编《刑事侦查案例选编7》

1985年6月18日晚，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分局接到花园邨宾馆的报案，有三男一女醉酒在宾馆大堂和宾馆服务员发生争执，大吵大闹。宾馆服务员被其中1人一拳打成了脑震荡。南岗分局立即派出干警将这些在花园邨宾馆闹事、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人统统提溜回分局进行问话。

这三男一女分别是黑龙江《新青年》杂志社编辑室副主任谢文利、谢的内弟高伟和《新青年》杂志社特约记者王志伟——动手打人的就是这个中等身材、西装革履的北京人，女的是谢文利的妻子冯某（高伟是冯某的表弟）。经过初步询问，没有动手的冯某和高伟被教育一番后释放，动了手的谢文利和王志伟则被留在分局继续“配合调查”。

根据被打的服务员回忆，王志伟是宾馆的住客，当晚19时左右，王志伟、谢文利夫妇和高伟四个人喝得醉醺醺地回来，服务员见王志伟领来外客，且一身的酒气，就请他们去会客室。对此谢文利大为不满，从怀中掏出《新青年》杂志社的记者证朝前台上一摔，非要进客房不可，服务员再三劝阻，这些人依旧不管不顾。四人随即就和服务员争吵起来，谢文利甚至开始动手推搡。

服务员心中有气，但身为服务员不能还手，只能怒斥：“记者怎么打人啊？”岂料王志伟说：“打的就是你！”随即上前就照着服务员的脑袋猛击一拳。当场将服务员打倒在地，送医检查诊断为轻度脑震荡。宾馆方面感到这帮人来头不小不好惹，自己搞不定，赶紧打电话报警叫警察。

然而对这个特约记者王志伟的审讯原本以为只是普通的治安案件，但没想到却拔出萝卜带出泥，牵出了一起诈骗案来。

王志伟在预审室被询问伊始态度很嚣张，一直自称是《新青年》杂志社的“顾问”，高干子弟，父亲生前是副部级干部，母亲是纺织工业部司局级干部，同很多领导人都很熟，甩出一张“特约记者证”威胁警察马上把他放了，不然后果自负。

经警方核实，王志伟手持的《新青年》杂志社的“特约记者证”是真实有效的。《新青年》杂志社编辑室副主任谢文利证实这张“特约记者证”是他亲手发给王志伟的。根据他的叙述：他是在1984年6月经人介绍在北京认识了王志伟，当时的杂志名字还叫《黑龙江新青年》，准备改刊为《新青年》。谢文利和另一名记者王某正在为杂志社的改版在北京走关系，向中央首长求题词。在认识王志伟后，王志伟对谢文利声称他是高干子弟，父亲生前是副部级干部，母亲是纺织工业部司局级干部，同很多“高层”很熟。

正在为求不到领导人题字焦头烂额的谢文利像是突然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就再三向王志伟请求帮忙弄一副领导人的题词，王志伟在一番推脱后答应了下来。

两个月后，的1984年8月的某天，谢文利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电话是王志伟打来的，告知他求的领导“新青年”的题字搞到了。谢文利喜出望外，当即请王志伟将“题字”送到哈尔滨。王志伟表示同意，不过他有个条件，要求谢文利给他发一个记者证，谢文利对此也满口答应。

三天后王志伟乘坐火车到达哈尔滨，《新青年》杂志社派车前往哈尔滨站（位于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的特等车站

）接站，接到人后就直接驱车前往国际饭店，由杂志社方面设宴款待王志伟，收到了题字后，在第二天将《新青年》杂志的“特约记者证”发给了王志伟。

1985年2月，王志伟先后两次来到哈尔滨，和《新青年》杂志社商谈联合在北京创办“全国中小学生作文函授学校”，谢文利觉得这是利用王志伟这个“高干子弟”的影响将新改版的《新青年》杂志打入全国、扩大发行量的好机会，还能从中捞一笔“管理费”，何乐而不为。最终在一番商谈后决定允许王志伟用《新青年》的名义创办这个“全国中小学生作文函授学校”，《新青年》杂志社每年从中收取3%的管理费，双方就此签订了合作协议书。随后王志伟返回北京。

1985年6月15日，王志伟又突然出现在哈尔滨找谢文利，提出想写一篇反映监狱犯人狱中生活的文章，题目都想好了，叫《一群等待雕塑的雕像》。这也算是支持《新青年》的工作，谢文利就通过关系联系了哈尔滨监狱，介绍王志伟以《新青年》杂志“特约记者”的身份去采访，也夹私货式的让自己的妻子——某厂家女工冯某冒充记者一同前往（虽然记者的身份是假的，但是《新青年》杂志编辑室副主任夫人却是货真价实的）。

随后在6月15日当天，王志伟和冯某先后三次到哈尔滨监狱，在武警一支队宣传干部王某某的陪同下查看犯人档案，询问犯人的改造情况和生活情况，并通过监狱管教科找了三名服刑犯人谈话。

6月16日，谢文利通过私人关系，用《新青年》杂志社的介绍信上填写王志伟是该单位的“顾问”，安排王志伟住进了哈尔滨有名的高级宾馆——花园邨宾馆。

6月18日傍晚，谢文利夫妇和内弟高伟在日本风味餐厅设宴款待“高干子弟”王志伟，从17时一直吃到19时，四人都喝了很多清酒，这玩意喝着口味淡，但事后上头，所以当他们回到花园邨宾馆的时候都已经醉醺醺了，随后就因为是否进客房的问题和服务人员产生了冲突，谢文利和王志伟一个没管住动了手，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哈尔滨警方随后联系北京警方，核实王志伟的身份，核实结果出来后让谢文利目瞪口呆：原来时年20岁的王志伟根本不是什么“高干子弟”，而仅仅是个高考落榜的北京青年而已。在他七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只是北京某纺织厂工人，家里经济条件十分紧巴，跟“高干子弟”实在是八竿子打不着关系。而直到这时，王志伟才感觉到戏已经演不下去了，只好一五一十地将自己这几年招摇撞骗的犯罪行径交待了出来。

1982年，王志伟高考落榜，因为之前都是被人当“才子”捧着的，所以他无法接受这个心理落差，瞬间就从一个意气风发，满腔抱负的“有为青年”退化为一个心灰意冷的浪荡子，从此就在社会上游荡。在“混社会”期间，他看到一些人办这个公司，办那个公司，出名又发财。因此让王志伟十分眼热，从而产生了靠歪主意和投机钻营闯社会的念头。

1984年夏天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谢文利，了解到《黑龙江新青年》杂志因准备改刊《新青年》而想要找大领导的题字，王志伟就觉得有机可乘，就谎称其父生前是副部级干部，同大领导们都很熟。果然唬住了初来北京、正为题字一事焦头烂额的谢文利。

两个月后，王志伟在书画市场花钱买了一张模仿某领导笔迹的“新青年”题字，然后以此成功骗到了《新青年》杂志社的“特约记者证”，由此从一个无业社会青年摇身一变变成了“特约记者”，还是正牌的。

将记者的身份骗到手后，王志伟就此以《新青年》杂志社驻京记者的身份开始了招摇撞骗，拿着记者证到处采访文化界的名流，搜集他们的文稿、题词、诗画等作品然后出售牟利。几个月后，他又不满足于“特约记者”的身份，于1984年12月用20元钱在北京一家誊写社印制了“北京朝阳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中心顾问”、“中国朝阳艺术联合会秘书长”、“东方艺术沙龙主席”阿丁先生的名片85张并向各界人士散发，以抬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很是欺骗了一些人，其中还不乏名流。

有了名气后，王志伟又想借名气发财，决定利用黑龙江《新青年》杂志社为后盾，创办“全国中小学生作文函授学校”敛财。在1985年2月和谢文利商议妥当并签了协议书后，王志伟在1985年3月以《新青年》杂志社为名先后在《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上登了五期招生广告，集体报名费每人收费6元、个人报名费每人收费7元。在一个月内就收到了12000多份报名申请，王志伟由此非法获利现金7万多元，全部存入王志伟的个人账户。从1985年4月到6月，这个所谓的“全国中小学生作文函授学校”总共出了六期“作文函授”小报，文稿都是东拼西凑的烂货，随意印发，质量低劣，不伦不类。因此才两个月就收到来自云南、山东、河北、山西、黑龙江等地的一些学校和学生的质问和投诉，并要求退费，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1985年6月初，王志伟由北京去沈阳采访辽宁艺术剧院某作家，在沈阳逗留期间欺骗了沈阳画苑商店的一名女营业员的感情，并和她发生了不正当男女关系；然后又蹿到长春骗得吉林大学某教授的一首诗作；然后又蹿到哈尔滨，于6月15日在监狱里“采访”了一通，踌躇满志地要写《一群等待雕塑的雕像》这篇文章，可万万没有想到，6月18日就因为在花园邨宾馆耍了一通酒疯，让他精心粉饰的一切全部崩塌——

最终，王志伟以诈骗罪被批准逮捕，判决欢迎知情的小伙伴积极补充（根据《刑法》，诈骗罪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