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代为何能生长出像杜甫这样的参天大树来

“诗圣”杜甫（712～770）极端重视通过学习来提升自己，他有一句名言道：“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之六），这不仅是他的主张，也是他的经验之谈。杜甫学习的对象，既有前代的大诗人，也有同时代的小诗人，其中包括比自己年轻的小伙子。学习人家的长处，对方年资如何，不必考虑。

试看两个具体的例证。杜甫的组诗《解闷十二首》，是大历元年（766）他在夔州时的即兴之作，其中回忆往事时提到两位早年的诗友：薛据（701？～？）和孟云卿（725？～？），分别见于其四、其五两首之中：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刘不待薛郎中。

独当省署开文苑，兼泛沧浪学钓翁。

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

一饭未曾留俗客，数篇今见古人诗。

薛、孟二人后来在诗歌史、文学史上都没有多高的地位，甚至难以提到，但杜甫很尊重他们，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杜甫之所以成为伟大的诗人，同他向一切行家学习是分不开的。

薛据比杜甫年长十来岁，他当过水部郎中，于是杜甫将他比作也当过水部郎中的南朝诗人何逊，又说何逊曾有沈约、范云等知音，而薛据则没有这样的幸运——他的言外之意说，自己就是这样的知音，可惜人微言轻，起不了什么大作用。杜甫又将薛据与建安大诗人曹植、刘桢相提并论，这是很高的评价。

薛据出道甚早，开元十九年（731）就进士及第，当过县尉、县令一类地方官；天宝六载（747）又中制举之风雅古调科第一，调进中枢任大理司直；天宝十一载（752）秋天同储光羲、高适、岑参、杜甫一起登上长安的慈恩寺塔，同时作诗，所以岑参的诗题作“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可惜薛诗今已不存。

薛据早擅诗名，他的老朋友高适在《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一诗中给予高度评价：“故交负灵奇，逸气抱謇谔。隐轸经济具，纵横建安作”，称颂他天资极高，敢讲真话，富于实际才干（“经济具”），而作诗则继承了建安风骨。这最后一点同杜甫的诗句“曹刘不待薛郎中”看法完全一致。高适本人也是自觉学习建安诗风的，具体表现为以高昂豪迈的热情为主，而亦不废悲凉慷慨。

同薛据、高适这些诗友的交往，促进了杜甫对建安诗歌的学习和借鉴。杜甫同高适一直保持比较多的联系，有着终身的友谊；他同薛据的联系相对薄弱，但链条也并没有全断。大历二年（767）薛据在荆州，杜甫有《寄薛三郎中据》诗，其中深情地回忆旧事，又说起现在对方虽然年纪相当大了，而身体和精神都很健壮，诗也仍然写得极好：

闻子心甚壮，所过信席珍。

上马不用扶，每扶必怒嗔。

赋诗宾客间，挥洒动八垠。

乃知盖代手，才力老益神。

可知杜甫读到过薛据的近作，并给予高度评价。他又有《别崔潩因寄薛据孟云卿》，诗末特别提到“荆州过薛孟，为报欲论诗”。可惜此事未得下文。其时天下丧乱，薛据似乎很快就去世或下落不明；其作品流传至今者只有十来首，他总是用古风的形式写局势的艰难和自己的感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由盛而衰的时代。

尽管史料大量丧失，但是人们仍然可以感受或推测到，杜甫在青年时代肯定从前辈诗人薛据那里得到过营养和启发，否则就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对薛据的评价如此之高。就现在能够看到的文本而言，薛据似乎还算不上“盖代手”。

孟云卿比杜甫年轻十来岁，虽属后辈，但水平很高，例如他在《悲哉行》中写道：“朝亦常苦饥，暮亦常苦饥。飘飘万余里，贫贱多是非”，深刻地道出了大唐盛世里弱势群体的悲哀与不平。“贫贱多是非”一句尤为伤心而且见道之言。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卷下评孟诗云：“当今古调，无出其右，一时之英。”

杜甫也很注意从孟云卿那里吸收营养。早在困守长安期间，杜甫就结识了这位杰出的青年诗人，到乾元元年（758），他们又两度重逢，杜甫就此留下《酬孟云卿》和《冬末以事至东都，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两首诗，其中都表现了很深的友情。孟诗当年得到很高评价，唐人选唐诗的《箧中集》《中兴间气集》都选了他的诗，但可惜他的作品流传至今者也只有十来首。孟云卿长于五古，又一向是喜欢论诗的，所以杜甫晚年得知他与薛据都在荆州时，特别拜托要往那里去的一个亲戚崔潩带口信给他们两位。

向地位高、年纪大的人学习，一般来说是容易做到的；在相反的情形下还虚心请益，就比较困难了。杜甫的高于流俗之处在于，他真心实意地向一切高手学习，深知艺之所存就是师之所存，所以他能集大成。

大作家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伟大的，许多中小作家在大人物的成长过程中很可能曾经在精神气质以至于创作方面给予过种种赞助和支持——历史的真相理应是如此；但由于史料不足征，这一重要的方面往往很容易被只是观其大略的文学史叙述所忽略。杜甫是一个特别谦虚好学的人，存诗又比较多，所以这方面的信息现在还能看到一点，实在相当宝贵，值得细读深思。

鲁迅十分重视“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他说：“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坟·未有天才之前》）中小作家以至文坛上的无名之辈，既是大作家创作的语境，也是滋养大作家的土壤。研究中小作家的意义，可以说即颇近于关注鲁迅高度重视的“好土”。

盛唐时代中、小诗人甚多，诗歌创作的群众基础特别好，这就非常有利于从中生长出像杜甫这样的参天大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