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妈妈的电影，一生就拍这一次∣专访导演李冬梅

32年前，导演李冬梅12岁那年，她妈妈因难产去世。

对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母亲的离世，等同于一场“地震”——心里的很多地方都变成了废墟。对32年后的李冬梅来说，拍《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就是在废墟上重建记忆。这场“地震”发生在银幕上时，有人感受明显，有人感受轻微，但无论如何，一切都真真实实地发生了。

✎作者|段志飞

✎编辑|谭山山

5月12日，母亲节，也是电影《妈妈和七天的时间》（以下简称《妈妈》）公映的第5天。“献给妈妈的电影”，导演李冬梅在电影开场时用这条字幕，开启了一场抵达观众的漫长之旅。

我上一次见到李冬梅，是在2021年的栗宪庭电影培训课上。她作为往届学员，前来和师弟师妹们交流创作心得。“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真诚地、自由地、有态度地创作”，李冬梅的这一看法，成为大家的共识，甚至称得上是“信条”。

2020年10月，《妈妈》在第三届平遥国际影展上获得藏龙单元最高奖——“费穆荣誉最佳影片”。时隔4年，这部电影历经艰辛，终于走进影院。尽管要面对艺术电影无人问津的困境，但李冬梅说，走完这一圈，算是完成了一项使命。

电影中的妈妈。（图/《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32年前，李冬梅12岁，正在巫山县一个镇上念小学。有一天，课上到一半，她被老师叫出教室，得知她妈妈生下了五妹，随即因为难产去世。幺舅来接她回奶奶家，路上，她和三妹坐在幺舅的三轮车后厢，车子颠簸地开过山路和田埂……这些看似遥远的记忆，李冬梅后来反复想起，在她脑海中萦绕不去。

2018年，李冬梅写下《妈妈》的剧本，决定跟过去道别。在拍摄过程中，她常常失声痛哭。她用半自传的形式，讲述了这个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农村的七天里发生的故事。

自电影公映以来，李冬梅连续好几天失眠。白天要不断地跑路演，参加映后交流，面对观众善意的提问，她需要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自己的感受，不断地消费自己的情绪。去电影院看《妈妈》的观众数量，则能通过大数据一目了然。

李冬梅（右）在给演员说戏。（图/被访者提供）

“你觉得这个事情值得吗？”李冬梅问我，也是问她自己。“我花了7年时间，掏心掏肺地，就为了将这样一部我认为真诚的电影送到观众面前，可是这个抵达怎么就这么难？”她说，“也许是我太贪心了，但是《妈妈》不值得被看到吗？”

对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母亲的离世，等同于一场“地震”——心里的很多地方都变成了废墟。对李冬梅来说，拍《妈妈》就是在废墟上重建记忆。这场“地震”发生在银幕上时，有人感受明显，有人感受轻微，但无论如何，一切都真真实实地发生了。

“我觉得以后我也不会再拍这样的电影了。好在，这是一部献给妈妈的电影，一生也就拍这一次了。”李冬梅说。

以下是《新周刊》记者与李冬梅的对谈记录。

李冬梅工作照。（图/被访者提供）

“你要争气，不要叫别个笑话”

《新周刊》：妈妈去世的时候，你只有12岁。在你印象中，妈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跟电影里是一样的吗？

李冬梅：只能说不完全一样。我在电影里展现的母亲，在整个叙事里是“建构性的母亲”，也就是“大概的母亲”。我没有真正单独凝视她这个个体，我的观看或者我的呈现，不是那种特别鲜活的角色——电影里的母亲是沉默的，梳着简单的齐耳短发，托着大肚子也要做家务，偶尔坐着发发呆。

但我妈妈本人比电影里的角色更丰富。她去世的时候才36岁，我记忆里，她也会像个女孩子一样，跟人聊天的时候，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天真。她对生活好像有很多渴望，可能还有点忧伤，跟电影中的角色还是蛮不一样的。

电影中的妈妈和外婆。（图/《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新周刊》：记忆里有跟妈妈聊天的场景吗？或者有没有记忆深刻的事情，让你觉得她很爱你？

李冬梅：我记得有一次过年，我要去村子里拜年，但没有新鞋，我妈妈就把她的一双绿色的、毛茸茸的鞋子给我穿。那是双大人穿的鞋，估计得有36或37码，而我那时候只有10岁，穿在脚上就挺大的。我能感觉到，她很喜欢这双鞋，但她还是给我穿了。我很开心，就穿着那么大的鞋去拜年。她看着我，也很开心。

跟妈妈交谈的记忆确实很少，似乎没有。她有一个好朋友，跟那个阿姨在一起的时候，她有很多话要说。

电影中的家。（图/《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新周刊》：我有一种感觉，这部电影其实是你妈妈跟你一起完成的。她的离去，成为你之后人生走向的一个前提——不管你是去打工创业还是去国外上学，然后回国之后做电影，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妈妈已经“走了”。你在创作过程当中，是怎么跟自己对话、跟妈妈对话的？

李冬梅：这个对话，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不是发生在某一天某一时，而是如影随形的。我生命里面的每一刻，可能都在跟她说话。

在澳大利亚读书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每次洗碗，就总觉得，只要我一转过头来叫“妈妈”，她就会答应我。就很神奇，我在那里住了三年，那个房子那么大，但是只有那一个角落，我会觉得她一直在。

看到一些好玩的地方，我会想到她；看到一些她没有吃过的东西，会想到她；有时候看到一个跟她长得像的人，也会想到她。时时刻刻地，我觉得我可能是太想她了。

电影中的三个女儿。（图/《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新周刊》：妈妈给过你什么评价，或者对你有什么期许吗？

李冬梅：你倒是提醒我了。她会说：“你要争气，家里四个女儿，没有儿子，你看人家跟我们家闹矛盾的时候，就会笑话我们家是‘半边户’。”她就是这样跟我们说的，要我们好好读书、做事、做人，不要叫别个（四川方言，指别人）笑话了。她还挺要强。

现实比电影残酷得多

《新周刊》：你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说过，拍这部电影的初衷，是想跟过去那段凝滞的记忆告别，好让自己的生命得以继续生长。《妈妈》公映后，它不断被更多人看到、讨论，你也一遍遍地讲述妈妈的事。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

李冬梅：说实话，我有点厌倦这种讲述。因为，我觉得我想跟妈妈讲的话，不应该在这种场合反复地说，这是我的自我消费。我真正想跟妈妈说的，第一，电影里已经表达了；第二，我会体现在更加私密的，或者根本不会用语言来表现的地方。

但这样的讲述，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说了太多次，我觉得妈妈不再像之前那样，很多东西在这个过程中被消解掉了。我觉得，我深深思念的妈妈，不在针对观众的回答里，也不在电影里，而是在更加隐秘的记忆里。

这一部分我其实很少说。但是，对于公众的提问，我还是尽可能真诚地回应。今天回到酒店休息，我就在想，确实有点厌倦了，等到后面的路演结束，就到此为止吧，让这个事情翻篇。

电影中的“小咸”，原型即李冬梅。（图/《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新周刊》：感觉自己有点残忍，继续问你关于妈妈的问题，太不近人情了。

李冬梅：没关系。每说一次，其实也是在想她。关于我妈妈的真实的部分，我也很久没跟别人说了，聊电影会多一些。以后，在公共场合，关于这个话题应该也是最后一次（谈）了——除非有一天我去写作（写到妈妈）。

《新周刊》：电影里，妈妈想给她的丈夫，或者说给这个家族生一个儿子，并为这个执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电影中的你——也就是“小咸”——和四个妹妹，也要面对失去母亲的遥遥无期的孤独。你当时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的？有过怨恨吗？

李冬梅：我觉得挺复杂的。当时，我是认同她的。一个12岁的女孩，把自己身边的事情合理化，其实是在进行自我保护；我觉得妈妈想生个儿子，也是在进行自我保护。所以，我小时候觉得那是正常的，没有办法反驳她。我可能更多的是疑惑：为什么一定要生一个儿子？难道是我不好吗？我甚至恨自己怎么不是个儿子。

后来，妈妈因为生妹妹去世，我更多的是怪罪当时的医疗制度。妈妈到镇上的卫生院的时候，已经在路上流血流了几个小时。抬我妈妈过来的人都是青壮年，他们为了救我妈妈的命，要尽快赶到医院，跑得很快。爷爷走得慢，跟在后面。爷爷那天晚上还得到处去借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