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琬与清初学风

本文转自：中华读书报

汪琬（1624-1690），字苕文，号钝翁，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累官户部郎中，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授编修，与修《明史》，有《尧峰文钞》《钝翁前后类稿》《钝翁续稿》等集存于世。汪琬与侯方域、魏禧并称“清初古文三大家”，其诗与王士禛并称“汪王”，又名入“海内八家”，在清代思想文化史的典范叙事中，他长期被视作一个古文家、诗人，却是学术史上的边缘人与失语者。

汪琬早年以举业为的，参加过四次乡试，并终在32岁时登榜二甲进士。此时的他虽以文成名，但对“文”背后的“学”体认尚浅，“虽尝习程、朱之说，然仅以备科举之用耳，其中实无所得也”（《钝翁前后类稿》卷四十八）。顺治十五年，汪琬入京补户部福建司主事。在初至京师与周容的书信中，汪琬谈到，自中第以来，他便一直在思考“古学者之道”为何的问题，并将学习词章的方法由时文写作转移到对韩、欧诸集的研读上来。汪琬既开始潜心于韩、欧之集，就自然会进入古文家“文-道”之辨的语境。韩愈讲“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欧阳修讲“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皆是追求文以载道、文道相合的先驱。汪琬批判明季士人“束书不观”，只习时文、耳食剽窃，导致了“学日益陋，识日益卑，四方之风俗亦日益坏，而天理民彝或几乎息也”（《钝翁前后类稿》卷二十六）。故而当今想要振兴世道风俗，就不能再专于科举时文。

汪琬认为，好的文章必须是“载道之文”，得于道深，则文章不求工而自工。同时，文章也是“道”的载体，如果不写“载道之文”，其后果不仅仅关乎文事，就连天地之道都将无法托传，人伦教化也会面临泯灭。反过来说，文章如果“角逐辞章”、追求“新奇可喜”，则不仅“昧于辞义”，更“叛于经旨”，有“乱道”之害，形同前人所谓的“文中之妖”与“文中之贼”。在他看来，“后世辞赋章句”与“孔子之所谓文”的本质性差别正在于此。（《钝翁续稿》卷十五）

那么，如何写出“载道之文”？

汪琬轻视明人学术，但独重归有光。在为《明史》所作《归有光传》中，他总结出“有光之学，原本六经”，显然已经接受了为文要“知古人之学”，尤其要本诸“六经”的取向。他认为，“经非文，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经，又不足谓之文”，“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易》《诗》《书》《礼》《乐》诸经，人之文也”，强调文章必须根柢六经。（《钝翁续稿》卷三十、《钝翁前后类稿》卷三十三）

从他自述为学进路中也可看出，研习“六经”对其写文章产生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夫琬之于道，固有志焉而不逮者也。当其少时，颇好韩吏部、欧阳子之书。及壮而始习六经，又好诸家注疏之书，孜孜矻矻，穷日尽夜以用力于其中。于是异同离合之必辨，名物器数之必晰，义类指归之必加研求，不可谓不博且专也。至于既久，则稍举而笔之于文，亦且旷然若有所见，怡然若有所得矣。（《钝翁前后类稿》卷十八）

汪琬接触六经，虽然本意是服务于作出“载道之文”，防止文章陷入“剽窃牵缀、浮游不根”“若风中之蓬，水上之梗，靡靡然一无足恃”之窠臼（《钝翁续稿》卷十五），但日复一日的研习必然加深其对经学的理解。康熙十二年前后，他的学术兴趣开始向经学偏移。汪琬于里居之时，保持着“穿穴经传”“聊用自娱”“琴书都废阁，惟课净名经”的生活状态，著书务疏经义，旁及先儒诸说，参稽异同，以求至当。（《钝翁前后类稿》卷九、四十六）他撰写《古今五服考异》八卷、《诗问十四则》，于《诗》《易》《仪礼》《尚书》《春秋》等方面多有所得。这段时间，他心中所念是“经术惭迂阔，文章悔琢磨”“朴学愁难继，雄谈幸不违”，已显露出在“经术”与“文章”之间的纠结，并更偏向于“朴学”。（《钝翁前后类稿》卷九、《钝翁续稿》卷二）

晚年时他对经学的看重则更加明确：“文章自可让余子，学术要须趋大醇。灯火青荧人迹绝，夜窗独与圣贤亲。”“老夫耄矣抛残禄，惟抱遗经守空谷。区区朴学待君传，还乡勿厌专耕读。”（《尧峰文钞别录》卷一）可见汪琬晚年已志在学术，不在文章。“予故喜为古文词者，晩岁乃大悔之”“予固晚而有志经学，顾年及昏耄，见闻遗忘，辄抚卷叹息”等自白更是其学术转向的明证。（《尧峰文钞别录》卷二）

仅仅围绕汪琬的交游唱和圈，便可发现清初不少人都与他类似，有着从文人转向儒者，由好诗文转向潜心经学的经历。如王士禛之弟王士禄，“自少以文章名，尤工于诗。晚岁益潜心六经”（《钝翁前后类稿》卷三十五）；董文骥早年为御史时曾与汪琬“以诗歌古文词相磨砺”，晚年转而“潜心《三礼》之学”，“集中所载《经说》，犹班班可考”（《尧峰文钞别录》卷二）。由此可见，清初一批文人可能正是在由追求“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的转变中，开始接触经典，最终走向经学。此种“以词章入经学”的学术路径在清初学风转变、学术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似不容忽视。

对于汪琬的经学研究，观其同时代人陆陇其的评价：“惟十六、十七卷解三《礼》者最精确，盖其所得力也”（《三鱼堂日记》卷上），尚比较认可其在《礼》学上的成就；四库馆臣论《尧峰文钞》时也认为“（汪琬）与若璩论《礼》相诟……若璩博洽亦名一世，不与他人角，而所与角者，惟顾炎武及琬，则琬之文章学问可略见矣”。亦将汪琬的学问与阎若璩、顾炎武相提并论。汪琬还曾亲炙惠周惕，有学者指出其经学当为汉学吴派之近源。但或许是因为汪琬汉宋兼采、不立门户，在乾嘉学者眼中这种学术驳杂不纯，故从惠栋开始就避而不谈汪琬对惠周惕的影响。在传统思想史叙事中，乾嘉汉学的学统建构往往根据“后果”去追溯“前因”，不断做加法，把阎若璩、胡渭等人牢牢立于朴学先驱之位的同时，也对一些思想者做了“减法”，造成后世对他们的遗忘和误读。这种线性叙事显然会使思想史陷入过度精英化、经典化之窠臼，遮蔽了清初学术转向的复杂性与多元性，我们应力求重建这批清初被“减去”的思想家之历史。不可否认，汪琬的古文成就较高，相比之下他的经学研究或许并不深刻，但是正如葛兆光强调，“一般的思想家”亦有其意义（《中国思想史》），今天我们应该在清代思想史、学术史的谱系中重新找出他的位置。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20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