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适应产业链供应链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陈柳

近年来，中央关于产业链供应链问题的一系列论述不断递进：“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等等。可以说，产业链供应链已经成为关系到国家安全、现代化产业体系等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焦点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提出“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对加快构建适应产业链供应链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提出新的要求。

着力打造基础性底座性产业链供应链

从产业链发展现状特点看，我国优势产业总体处于产业链中下游位置，产业应用端较强、但产业基础高级化相对薄弱，这可以从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贸易特征观察到。我国本世纪之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正值全球产品内分工兴起，在外向型经济发展阶段形成了下游大规模的加工制造、组装、集成产能。手机、电脑等机电产品产业链是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主要门类，贸易方式主要是进料加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等加工贸易形式，在苹果产业链中，最终产品和多个模块都是由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在国内加工组装。这体现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即主要优势是从美欧日韩进口中间品，在国内集成制造组装为最终产品，然后在国内外销售。产业基础不牢，应用端环节产业优势就可能成为空中楼阁，过去几年中美贸易摩擦和科技竞争反复证明了这一点。集成电路和半导体是通信和数字经济的底层和基础技术，美国始终围绕集成电路产业链挥舞制裁大棒，针对性打压我国崭露头角的企业，试图以此为切入点获得限制我国整个数字经济产业链的主动权。ChatGPT模型诞生之后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更加成为焦点，美国政府多次颁布限制令，滥用出口管制措施，持续限制英伟达的A100、A800、H100、H800以及L40S等型号的GPU芯片对华出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强化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重点强调要做到基础性、底座性产业链的固本培元，才有可能做到整个产业体系的自主可控。

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点上，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风险至少来自以下两方面。第一，在数字化、绿色化的技术革命浪潮中能否勇立潮头。数字技术正在得到加速广泛应用，对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和赋能。数字贸易、数字服务已经成为服务贸易新引擎，同时数字技术会替代部分产业工人，发达国家发展制造业的高成本由此得到部分缓解，高端制造业回流变得更为现实。绿色技术革命既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低碳、可循环发展，也可能让欧盟等发达国家率先塑造“绿色壁垒”。在全球碳达峰、碳中和共识下，企业环境成本在总成本中的占比会大幅度提升，各国产业比较优势因而发生相对变化，从而对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产生影响。第二，从外部环境看，我国重要产业链尤其是高科技产业链，受到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连续打压，可以预见这一趋势将长期化。部分南方国家在吸引我国产业外迁、发展本国制造业的过程中与美西方国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利益一致性，相互之间形成的合力加大了我国经济的总体风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变化趋势对我国不只是产业变动的影响，而是成为我国经济全方位的挑战，存在演变为投资、贸易、就业、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经济增长等方面冲击的宏观经济风险。需要审慎评估这些风险，采取经济、外交、政治、法律等多维措施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对我不利的一面，利用美国与欧日韩等国之间的“温度差”、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温度差”，尽可能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要坚持做好自己的事对冲各类外部风险，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放到突出位置，将共建“一带一路”等做深做实，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作为拉紧我国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联系、深化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的有力依托。

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协作机制

当前企业海外投资成为热点，这一问题需要根据具体产业情况区分看、辩证看。总体来说，中国工业化道路尚未走完，保持制造业比重总体稳定仍是重要任务。我们更希望采取措施引导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有利于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当前影响国内产业转移的梗阻主要是地方内生动力不足。第一，能耗、环保等要素难以按照市场化原则实现跨区域调剂，导致即使各方都有产业转移意愿，承载地也难以满足要素指标的刚性约束。仅依靠国家层面对重点项目用能计划单列、地区之间要素指标交易等方法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第二，财税体制尚未得到有效突破，跨区域产业转移项目的财税分成缺乏可操作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针对跨区域产业转移问题，提出要推动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为解决上述梗阻提供了重要依据。可以借鉴广东促进省内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探索经验，推进跨省、跨市产业转移与用能指标、环境指标、利益分配挂钩的机制建设，以一揽子政策促进东中西部内部产业转移。按照“要素跟着项目走”原则，在实施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项目转移时，同时配以用能指标、排放指标、财税分成的配套谈判机制，优化我国新阶段工业生产力布局。同时，打通跨省、跨市财税分成通道，比如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转移支付可以通过税收分成抵扣。加大对产业合作的评估考核，对发达地区不仅要考核本地的高质量发展指标，还要显著加大提升区域协调方面的考核权重，促成与欠发达地区加大协作力度。

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等初级产品探产供储销体系

我国重要能源资源呈现出储备规模小、对外依存度高、加工制造能力强、消费需求巨大等现实状况，若上游资源紧张叠加我国下游产能扩张快速，上下游产能不匹配，往往导致矿产资源等初级产品价格大幅波动，不利于我国产业链所处的位置。在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我国布局了全世界最大的钢铁产能，但对铁矿石价格缺乏话语权，海外铁矿石巨头一度获取产业链的大部分利润。当前战略性矿产资源是众多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材料。比如，按照现有技术路线，锂矿资源对于全球动力电池的生产保障意义重大，这方面我们要汲取钢铁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矿产资源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影响。美国“百日供应链审查”将关键矿产作为四类产业之一。我国铜、铬、镍、钴等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在80%—95%之间。多元保障、强化储备、增强风险管控能力，持续推动矿产资源的供应与价值协同，成为保障我国整体产业链循环畅通的必然要求。

（作者为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