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跨越一万三千公里，守在生命“醉”前线

本文转自：嘉兴日报

■记者 樊昕旖 通讯员 谢震宇 严曹琼

【人物名片】

姚明是嘉兴市第一医院院长，也是一名麻醉医师。1997年，27岁的姚明暂别已有身孕的新婚妻子，参加第15批中国援马里医疗队，前往非洲进行医疗援助，也成为当时全国上千名援外医疗专家中最年轻的一员。700多个日日夜夜，除了一幕幕难忘的工作场景、生活场景，还给了他足够铭记一生的回忆。

【援非时间】

1997年7月至1999年8月

【援非故事】

“当我置身马里，跟当地老百姓一样直面疟疾、霍乱、艾滋病等威胁时，我是那么深切地感受到，身为医者，自己的医疗技术水平每提高一点，就可以为无数的患者增添一线生的希望。那种从心底焕发的使命感，成为驱动我不断学习、不断攻克难关的最强劲动力！”

这是姚明在工作笔记中写下的一段话，也是他用来激励自己不断进步的话语。

每每看到这段话，总能把他拉回到那段援非的岁月中。1997年，他27岁，是援非医疗队伍里最年轻的队员。斗志昂扬、满怀理想的麻醉医师，跨越一万三千多公里，奔赴异国他乡，守护在生命“醉”前线。

勇闯“生命禁区”，填补技术空白

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高温缺水、缺医少药。姚明犹记得，一个7岁的小男孩，因为患脑干肿瘤，在马里国内辗转求医，来中国医疗队就诊时已出现头晕、头痛、呕吐、步态不稳等症状，“他们来的时候说，中国医生是他们的全部希望。”

脑干肿瘤一度被认为是手术“禁区”，当地医院甚至从未开展过脑肿瘤手术。“开还是不开？”“医院能否满足手术条件？”“如果不做，病人生命垂危。”一下子，医疗队里的所有医生犯了难。

当然要做！即便是“禁区”，也要尽最大努力。医疗队队长牟惠元迅速召集进行病例讨论，外科医生金成胜迅速评估肿瘤部位和手术难度，姚明立刻评估手术麻醉风险，准备了必要的麻醉手术药械。最后医疗队讨论决定：创造条件，抓紧手术，挽救生命。考虑孩子年龄尚小，担心其不能配合，医生们不停地鼓励他，没想到孩子脱口而出一句马里的班巴拉语：“我不怕。”字里行间满是信赖。

手术要做到位、出血要少，肿瘤要切除干净，术中须采取俯卧位，要保证生命通道，还不能影响其他脑神经功能。这场后颅窝巨大肿瘤的切除手术持续了整整6个小时，开了当地脑干肿瘤手术的先河。马里医生叹服中国医生的精湛医术，竖起大拇指称他们为“大外科医生”。

“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麻醉是外科发展的“咽喉”，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医疗条件有限，最困扰姚明的是频繁停电，“一停电，麻醉机就没法工作，整个屋子都黑漆漆的，只能靠人工打手电来继续手术。还好在几次重大手术中，大家通力合作，没出意外。”

让姚明记忆犹新的一次大抢救，发生于1999年3月30日。当天中午时分，刺耳的电话铃声响彻医疗队驻地，一名专家在检查厂房设备时，不慎从扶梯上跌下，当即七窍流血、昏迷不醒，一度呼吸暂停。附近的杜尔医院无能为力，建议转送1200公里外的邻国医院救治，但此时长途转运难以保证患者在路上的安全。

医疗队抵达现场后，决定将患者送至医疗队所在的卡地医院进行抢救。但卡地医院没有正规的监护病房，连发电机也没有，万一停电怎么办？

时间就是生命，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姚明记得，在护送过程中，患者多次出现不规则呼吸，他不停地用呼吸皮囊做人工呼吸，保证给氧。下午4时许，病人被送入卡地医院手术室。那天，做完手术已是凌晨1时30分，而当时姚明正因为疟疾发着高烧。

面对术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队员们实行24小时轮流值班，进行监护治疗，帮助患者闯过一道道生死关，为此，曾有队员因几天几夜没有合眼导致劳累过度而晕倒。

姚明说：“当地人对中国医生非常信任，有一些病程很久的病人，一定要找中国医生看，往往一个星期就能约满一年的手术量。”

年轻的姚明有着五彩缤纷的梦，他希望把梦想的种子播撒在尼日尔河畔。

要将技术留在非洲大地

回首援非路，姚明说，是援，也是缘。

在援非期间，姚明放弃了每个周末的休息时间。他说，两年的时间太短了，他要尽可能多做些事，将更多技术留在非洲大地上。

当地医院麻醉设备简陋、麻醉药物短缺，总是无法满足手术需要，于是，姚明便尝试自制麻醉器具，比如腰硬联合穿刺针，“当时国内也才刚刚用上这种穿刺针，不仅能改善麻醉镇痛质量，而且安全性高、所需药品少，我当时就想，在马里用上这种器具的话，应该效果更好。”

此外，姚明还积极参加临床带教，开展专题培训讲座，和马里同行合作开展科学研究，总结并撰写学术论文，四篇论文分别发表在《法国麻醉学》《黑非洲医学》《马里医学》等法文杂志上。相比于帮助当地医院开展诊疗服务，他更希望将技术留在非洲大地。

当所有的时间都扑在工作上时，在马里的每一天都很充实。但每到夜深人静，思乡的情绪总是一股脑儿袭来。那时没有微信，当地也没有互联网，国际电话费很贵，还要专门跑到邮局才能打，姚明和家里人约好，每周末的深夜是固定的“亲情时间”，“半夜的话费是半价，但是由于延迟、信号差等因素，每次通话还是要花费100多块。”

在这“昂贵”的通话时长里，姚明总是选择报喜不报忧。两年里，姚明曾两次感染疟疾。高烧、发冷、乏力……他将疟疾的所有症状体验了个遍，但在家人面前，他选择只字不提。

1997年11月底，在姚明女儿出生的那天，姚明远在一万三千公里外的马里，等收到“女儿出生”的消息已经是一周后了。女儿近一岁时，姚明在电话里第一次听到女儿稚嫩地叫着“爸爸”，初为人父的喜悦与深深的歉疚一齐涌上心头。

错过女儿出生，姚明坦言很是遗憾，但他并不后悔，因为从穿上白大褂那一天起，他就明白这份工作的职责。

两年援非，姚明收获了很多。为别人治病的同时，纯朴的当地人民也给了他莫大的宽慰。姚明和队员们常常受邀去当地人家里参加聚会，在离开马里前，总统设烤全羊宴为队员们饯行，据说这是马里人对待贵宾的最高礼节，也是马里人民的全部心意。

回首援非岁月，姚明感慨道：“很多人说，不去非洲，怕非洲；去了非洲，爱非洲；离开非洲，想非洲。我想确确实实是这样的。这段经历是我人生中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