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1963年的兔子

本文转自：济南时报

□鲁北

一只1963年的兔子，一眨眼蹦跶到了今天。

今年，我60岁了。

我1963年的冬月出生于黄河尾闾一个偏僻的小村里，那个小村叫后墩。那时候，村子里没有一棵树，村子的周围长着大片大片的红荆条和芦苇，一些庄稼像刚刚出嫁的小媳妇，腼腆地淹没在这些杂草丛中。

后来，我写下这样的诗句：1963年/我吃奶/母亲吃野菜。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

8岁，我上了小学，在村里。13岁，我上了初中，在村里。15岁，我上了高中，去了镇上。

我没有考上大学。

我回到了村子里。父亲不说话，我也不说话。

好几天，我躲在屋子里，不出门。

有一天，父亲递给我一把锄头，我跟着父亲去了村西那片庄稼地。

满坡的庄稼长得绿油油的，被风一吹，叶子上闪着亮光。

父亲在前面，一锄一锄地除去杂草，翻新土壤，让庄稼快速生长起来。我在后面，离得不远，形同路人。

半晌，父亲说，回家吧！我扛起锄头，回了家。

第二天，还是跟着父亲去锄地。

接连十几天。父亲沉不住气了，问我，你还复读吗？我摇摇头，说不出话来。我恨自己，为什么高考落第？这和父亲辛勤劳作了一年却颗粒未收有什么区别？都说庄稼不收年年种，一样吗？

其实，我想复读，我想考大学，我不想在农村待一辈子。

但我更惧怕复读一年之后仍有名落孙山的绝望。想到这些，我痛不欲生。

黑夜里，我偷偷地在被子里流泪，告诫自己：认命吧，认命吧！

谁知道谁是啥命？

农民朴实、勤劳、善良，我赞美他们，但我不想做农民。

有一天，村支书来到我们家里，叫着我的名字对父亲说，村里一名女教师嫁到外地了，不回来了，让他顶替她去教书吧！还说，咱村里的高中生，就他成绩好，之前去镇上教育组和学校打听了。

听到这些，我喜出望外。

第二天，我就去了村小学。

村小学在村子的中央，还是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些陈旧的校舍。教师都是本村的，有一位黄老师，我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教书。但那时候，他没有给我上过课。

黄老师和我对桌办公，跟着他，我学会了喝茶。以前，我渴了都是“咕咚咕咚”的喝白水，像饮驴。

村里的教师并不多，且都是民办教师。

村里有三种人受人尊重，一是村干部，二是村医生，三是教师。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为人师表，理应受到尊重。

有一年，村子里来了公办教师，在我心里掀起轩然大波。

民办教师，名其曰教师，其实质还是农民。

我从担任民办教师的那一天开始，就梦想着转为公办教师。这团火焰一直在心里燃烧。我寻找一切机会，让梦想成真。

十年之后，我考上了师范学校。走出校园，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瞬间由“地方粮本”换成了“全国通用粮票”。

其实，在这十年里，我一直为自己成为“国家的人”而做着第二手准备，苦心经营自己的未来。一边教书，一边写作。

那时候，质的改变就是户口的改变，解决了户口问题，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1989年，大批知识分子家属农转非，我的一个远房大姑夫也在其列。他的三个子女都跟着他转为非农业户口，然后，两个招工去了油田上班，一个去了区直部门工作，都有了稳定的职业。如果没有这样的政策，凭他们的学习成绩，靠自己考学改变命运，一个字，难，两个字，很难，三个字，不可能。

咱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的爹，只能靠自己。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文学时代。中国文坛经历了一次“井喷”，这个时期是中国作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取得成绩较为客观的阶段。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井喷式的发展迹象在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拉开帷幕，并直接影响和成就了整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空前繁荣”。

大批的文学刊物异军突起，一时“洛阳纸贵”。大批的作家、诗人涌现，如雨后春笋。大批的文学作品，走进千家万户。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酷爱着文学，做着文学梦，期待有一天通过文学改变我的命运。

这梦想，绝非空穴来风。当时，县内有三位写作的人，靠文学改变了命运。他们之前都是农民。一位是县内作为人才招进文化馆当创作员的，其他两位是被兄弟县区作为人才挖走的，进了文化部门，属于曲线救国。实质的问题是，他们都不是农民了，成了吃“皇粮”的。

我也想走这条路，也一直在这条路上苦苦地走着，但没有走通。

我是凭借民办教师这一职业考入师范学校而成就了自己的未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调到了县级机关，当上了秘书，这事确与文学有关。县内教师有好几千人，为何光环降临到自己的头上，还不是因为自己能写点东西？那时，我在县内，业余创作小有名气。

在县直部门上班，业余时间还是坚持创作，28年从不间断。现在算来，我已经有40多年的“创龄”了。

忽然到了退休的年龄。退就退吧，没有什么可怕的。一直在教育文化战线上工作，上班是与文字打交道，捣腾那几千个汉字游戏，退休了还是与那几千个汉字密切接触，也没有多少区别。唯一的变化，上班的时候叫发工资，退休了叫领退休金。

一只领退休金的兔子，还要蹦跶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