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珍成为比肩尹珍的硕儒

本文转自：贵州日报

遵义市道真自治县尹珍文化中心尹珍像。 （石阡县档案馆供图）

贵州省博物馆藏郑珍手写《荔波县志稿》。 （石阡县档案馆供图）

张文建

尹珍和郑珍都是贵州历史上的著名文人。尹珍同盛览、舍人并称汉代“贵州三贤”，被誉为西南文化的“拓荒者”。郑珍与莫友芝并称清代“西南硕儒”，是继尹珍之后贵州经学第一人。郑珍和尹珍虽然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但却有着很多的“交集”。郑珍以尹珍姓为字，名字中含“尹珍”之名，可以说是尹珍的“真粉”（尹珍粉丝）。

要说郑珍是一名“真粉”，得先从其名字说起。郑珍，字子尹；尹珍，字道真。稍加留意，我们会发现，郑珍名与字中藏“尹珍”之名。

古代男子一般二十岁行冠礼以代表成人，并由父亲或者尊长取字。汉代班固在《白虎通》中说：“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因此，古人的字，往往蕴含父亲或者尊长对小辈的期望和望子成龙之意。郑珍取字“子尹”，也是寄托了长辈或者尊者的美好期望。

事实也的确如此。道光五年（1825年），20岁的郑珍获选拔贡成均（科举制度中选拔贡入国子监生员的一种，清制，由各省学政选拔文行兼优的生员，贡入京师，称为拔贡生，简称拔贡），成为当年贵州全省所拔贡士七十五人中最年轻者，并获时任贵州学政程恩泽赐字——子尹。关于“子尹”的由来，郑珍在《留别程春海先生》一诗中有自述，“赐我美字令我晞，以乡先哲尹公期；无双叔重公是推，道真北学南变夷。”民国时期著名藏书家凌惕安先生为郑珍作的年谱中也有较详细记载，“学使者程恩泽……见先生文，奇其才，诏之曰‘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先秦两汉之书’，“恩泽又以乡先贤汉尹道珍真相期许，乃字先生曰‘子尹’”。因此，郑珍取字“子尹”，乃程恩泽所赐，并寄予了以家乡先贤尹珍相期许之意。

对于恩师赐字与教诲，郑珍倍感荣幸而时刻不敢忘。后来，程恩泽转任湖南学政，邀请郑珍入幕府，郑珍也是欣然前往，还作有许多与程恩泽（号春海）相关的诗文，如《郴之虫次程春海恩泽先生韵》《留别程春海先生》《上程春海先生书》等。

如果说，郑珍取字“子尹”是公开宣布自己是一名“真粉”——立志要成为尹珍那样的先贤，那么郑珍到尹珍家乡毋敛任职、为贵州教育文化事业尽力则是彻底踏上了“追星”之路。

郑珍一生两次到尹珍家乡毋敛县任职。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郑珍第一次到毋敛——黎平府古州厅（汉属毋敛县，今黔东南榕江县）出任训导，兼掌榕城书院。对于首次任职即到自己“偶像”尹珍家乡毋敛县，既能实现自己“追星”的小心愿、又能为贵州先贤尹珍家乡教育文化事业尽力，内心满是欣喜、意外而期待，作《往摄古州训导别柏容郘亭诗》，诗中“汉朝道真公，贻今贵州书。盍即字其姓，子岂西家夫。九原怆已矣，瓠落无我如。讵知试手处，即是毋敛区。茫茫念渊源，此事岂在余”，将自己取尹珍之姓为字，第一次就任即到家乡先贤尹珍家乡，冥冥之中的巧合一并吐露出来。此次任职，郑珍亲力亲为，针对黎平府古州厅“学业荒陋”的状况，“以文赋开其塞，继以性道化其顽”，在数月间转变当地学风，以至于出现了“远近肄业者至百余人。邻县数百里，有负笈来者。坐则侍立一堂，行则从游塞路”的求学盛况。

咸丰四年（1854年），四十九岁的郑珍再赴毋敛任职，出任荔波县（汉属毋敛县）教谕，开启第二次官派“追星”之旅。此时的郑珍病困交加，加之战乱四起，对于此次任职，郑珍虽怀期待，但内心已有不仕之意，其诗《选得荔波教谕》“为口求官三十年，论资且足买山钱。千金大物方归手，八品高阶等上天。教泽敢承毋敛水，家人已羡荔波烟。乾坤漠漠干戈满，恐此头衔亦枉然”已能看出。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郑珍携家人到荔波，作《初到荔波二首》，有“叔重弟子起遐荒，毋敛封疆入渺茫。始笑平生称小尹，坐疑今日到家乡”句，将常自称“小尹”的郑珍为官毋敛、好似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欢快之情吐露出来。此次任职，郑珍在荔波围城之战中，亲自指挥将领死战（因县令病，代理军政），歼敌百人，追袭三十里，守住了县城；又为尹珍之乡毋敛之地——荔波，手创了《荔波县志稿》，成为荔波县历史上留存下来最早的一部志书。

两次官派“追星”之旅，虽往返途中诸多波折，或遇病疾，或遇战乱，但郑珍每在一地任职，都像先贤尹珍那样布道授学、培养后进，为先贤尹珍家乡教育文化事业乃至保护一方黎民百姓作出贡献，可谓收获满满、一举多得。

虽自幼聪颖，又得黎恂、莫与俦、程恩泽等名师教授，两次“追星”成行，郑珍却深知要想成为一名真“真粉”，必须得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在经学上取得成就，才会为世人公认。

郑珍受程恩泽赐字后，于是以乡贤尹珍自命，自称“毋敛生”，精研许郑之学（经学、小学）。正如郑珍在《巢经巢》中自述的“我师珍重心，未敢效空凿”，时刻提醒自己莫忘恩师教诲。《续遵义府志·郑珍传》也记述：“珍尝谓：‘遵义，汉牂柯也，自郡人尹道真珍从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教授南域后，无有以经术发闻者。’于是以道真自命，而取以为名，故学成，而裒然为西南巨儒焉。”

郑珍当然明白“言必信，行必果”，既然公开宣布要成为“尹珍”那样的大儒，当然就得勤奋刻苦、奋力钻研。因此，郑珍读书做学问极为勤奋刻苦、常废寝忘食，如《病夜听雨不寐，示诸生四首》自述“我年二十时，终岁不识床。对书见日落，忽复窗已光”，《埋书》自述“鸠集四十年，丹黄不离案。有售必固获，山妻尽钗钏。有闻必走借，夜抄恒达旦。”

郑珍做学问不仅勤奋，而且讲究方法、循序渐进。郑知同在为父亲郑珍作《敕授文林郎征君显考子尹府君行述》中记述了其做学问之法：先从文字、礼经、诸经入手，“又以余力，旁通子史”，“亦书画古玩，恒列左右”，于考古之隙“遇事触发，则寄与为诗”，最后则是“作文”。

天赋异禀、又有名师教导，加之自身勤奋刻苦，不想有一番成就都难。因此，郑珍二十八岁就完成了《〈说文〉新附考》，三十三岁主修《遵义府志》，一生著书，成书者有二十余种，尤擅长许慎、郑玄的《说文》和“三礼”之学，在经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后来，被“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评为“西南硕儒”。至此，郑珍从一名名不见经传的“真粉”，成为一位比肩于贵州先贤尹珍、受到无数人追捧的硕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