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与外，量与质，新视角下的金融强国

5月27日，“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去80年与未来展望”国际会议暨2024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在中国金融发展趋势展望主题论坛上，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2024中国金融政策报告》发布，引起热议。

我们究竟该以怎样的视角认识金融强国？我国金融发展取得了怎样的成效？还有哪些问题？如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建设金融强国，要从“数量驱动”走向“质量引领”，并关注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制度方面，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兼顾内外均衡，理顺利率和汇率的关系。同时，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来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

重识金融强国

2023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被首次提出。通常来讲，金融强国建设的关键核心要素，包括以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等为基本框架；六大体系为整体建设任务、五篇大文章为重点工作。

然而，当谈及金融强国建设，在与会专家看来，还应有更深层次、更细致的理解。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研究中心主任丁志杰表示，深刻理解建设金融强国，从国内维度来看，金融强国不仅仅体现在金融自身能力强，还体现在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以及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职能的增强，金融强国不仅有数量的标准，还应该有质量的标准；从国际维度来看，在国际金融领域我们应该具有较强的地位和影响力、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以及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和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从“量”到“质”，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题中之义。“金融强国一定要摆脱过去的路径——数量驱动。一定要既看体量，又看体质、功能”，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屠光绍说道。当前，我国金融机构金融总资产处在全球前列，金融市场交易量名列前茅，广义货币M2突破300万亿元……但数量“大”并不代表着“强”，实体经济仍有发展空间，因此，一定要从数量驱动走向质量引领，这是金融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经路程。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看来，金融强国是一个有效运行的、相对稳健的，同时具有强大国际影响力的金融系统。这也映射出金融强国的特征之一——不可忽视的国际影响力。但当前来看，国际影响力的发挥仍面临一些挑战。例如，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和国际制度、体制规则怎样接轨，中国特色如何让世界理解、接受和信任；当前我国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有待提升；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如何在国内体系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使其国际影响力不降反升等等。

除了“国内”与“国际”维度之分，金融强国还需放眼“金融内”与“金融外”。屠光绍表示，金融是服务实体经济的，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看金融，更要看金融外，否则没有明确金融的功能、服务之目的，没有摆好经济与金融的关系，金融终究强不起来。

“一定要把路子更多地引领到真正的‘强’上，不是虚的强，也不是假的强。”屠光绍说道，建设金融强国，任重而道远。

直面痛点

值得注意的是，从数据来看，我国金融发展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典型的争议例如，宏观杠杆率不断抬升，经济走“下坡路”？资产负债出现“剪刀差”，实体经济融资意愿不足？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对众多现象进行了详解。

2024年一季度，实体经济债务增速有所下行，同比增长了8.8%。按季度增速来看，已处于200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居民、企业和政府的债务同比增速分别为5.1%、8.3%和14.7%。整体来看，居民债务增速再创新低；企业部门债务增速继续回落；政府债务增速仍维持在较高位置。尽管总体债务增速继续下降，但宏观杠杆率在一季度仍然上升了6.8个百分点。在李扬看来，杠杆率上升的最主要原因仍然是名义GDP增速的超预期下滑，实体经济存在下行问题。

与此同时，居民存贷差扩大，存款增速依然保持着高于贷款增速的态势。李扬解释到，2015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券大量发行，其中约有95%以上都被商业银行持有，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信用创造。同时，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活动“回归”银行融资。由此，中国金融业总体呈现向银行业为主的体制“复归”趋势。

“对于实体部门来说，信用当然比货币更重要。货币只有变成了贷款、债务、发行的企业债等等，才能够成为信用。而近年来大量的货币没有变成信用，这就成了问题。”李扬说道。

企业部门杠杆率也被动上升。2024年一季度，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从2023年末的168.4%升至174.1%，上升了5.7个百分点。尽管一季度的上升幅度小于去年，但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已经连续两年持续攀升，相比于2021年末154.1%的局部低位，最近9个季度共上升了20个百分点。这同样由经济增速下滑导致，反映出企业债务增速领先于经济增速。

金融部门方面，资产方金融杠杆率主要体现的是银行部门流入到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用规模，负债方金融杠杆率主要体现的是非银行金融机构流入到银行的信用规模。经统计，负债方杠杆率高于资产方，印证了社会资金大规模回流银行的事实。

此外，李扬指出，2023年二季度以来，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及M2的扩张速度开始下降。商业银行资产与M2的差距，显示融资市场低迷。尽管货币政策较为积极，但实体经济融资意愿不足，压制了金融杠杆率的上升。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刺激力度看似很强，但货币供给的流动性自2020年中一直在下降，带来了“宽松货币政策实际并不宽松”的矛盾。

制度型开放

种种问题是穿越经济周期过程中绕不开的痛点，也正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中必须正视解决的。面向未来，金融与经济的发展掣肘如何解？金融强国如何建设？“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是核心。

丁志杰表示，首先要持续深化金融改革，推进创新发展，加强金融宏观调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具体来看，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兼顾内外均衡，理顺利率和汇率的关系。

其次，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来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论规则，要保持规则的基本稳定，增强金融领域开放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论规制，要推动规制更加科学、合理、透明、高效，推动监管规制与国际接轨，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管理方面，要促进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废除妨碍公平竞争的各项规定和做法；还要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并进一步提高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对于“制度型开放”，一些细节需落实。丁志杰指出，金融市场开放的深化，要提高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债券市场的便利度；基础设施要实现境内外的互联互通；积极参加多边开发机构等领域治理的改革，深化与各国的双边金融合作，积极参加涉及境内国际经贸规则的研究制定。此外，稳步推进外汇领域的改革开放，重视宏观层面的安全稳定，逐步减少微观领域的行政审批，要由“管得住”向“管得好”方向转变，积极探索符合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道路，不断提升跨境融资便利化水平，持续深化跨境贸易外汇便利化改革。

黄益平则建议，政府可以考虑设置“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通过商业化、政策性的工具，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尤其是新能源的转型，以提升国际影响力，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个大事，更要守住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底线。丁志杰表示，要构筑与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监管和风险管理体系。在外汇领域，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强化逆周期调节、市场化调节外汇市场顺周期行为，维护外汇市场基本稳定和国家金融经济安全。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董晗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