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政治与道德的矛盾体

电视剧当中的曹操，说过这样一句经典的台词：“世人皆错看我曹孟德，今日错，明日错，何日不错？”

可是，世人真的看错了曹孟德吗？评价曹操，既是一件简单的事，又没有那么的简单。上至70老朽，下至5岁小孩，都能略说出曹孟德的一二事迹。殊不知，大众视野当中的曹操，多半是艺术创作之下的曹操，而非真实存在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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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很能说，也很会说，越是津津乐道、喋喋不休的曹操形象，往往会让你觉得，不过是在复述《三国演义》当中的种种情节。不是说其中角色不够真实，只是在这其中只说对了一半。

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曹操无法在他死后完全掌握舆论的风向，尽管在曹魏政权之下已经打压了很多不好的声音，却依然会有编史者对他吹毛求疵。历史就像一个容易反弹的弹簧，越用力压制，所迸发的力量就越强大。曹操，正是这样一个在历史弹簧之下有着不同名声的枭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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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在后世当中的形象，多半是出至于陈寿的《三国志》当中。在这部书当中，曹操足智多谋、忠肝义胆、平步青云之上，聊胜乱世之中。所刻之像，完全正面、积极。

在陈寿的刻画之下，曹操并非白面奸臣，恰恰与之相反，是一个忠臣形象。东汉末年，皇室衰微，群雄并起而逐鹿中原。诸侯的野心从星星之火，已经发展到燎原之势，曹操却是这燎原烈火当中的一片绿洲。

不但不呼应反抗，反而极力支持皇家政权。董卓入京，以天道之命废除太子，转立献帝，美其名曰勤军之策，实则将朝廷重权以傀儡之术掌握在自己手中。另立太子，更想拉拢曹操，孟德见势只好避而远之，直到诸侯群起阀董，才参与其中。

董卓倒了，却出来了袁绍、袁术等政治集团。然而，这些政治集团都不能过曹操这一关。青州有黄巾军起义，曹操带头平乱，收编了一支骁勇善战的青州士兵。凭借着这股兵力，曹操大败马超，张鲁来降，坐拥北方地区。

此时的曹操，已经具有完备的军事实力，具备一切能够称帝的实力，只需带兵进大殿，这汉朝江山便尽收他曹家天下。只是，曹操从始至终并未想过立帝夺江山，一生不过“人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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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能够写出这样的曹操，难道是受到胁迫？事实并非如此，陈寿作为当世良史编撰者，其《三国志》拥有和司马迁《史记》相媲美的纪实能力。

如果说，有什么可以限制陈寿的条件，只能是他当时生存的时代。陈寿所生存的西晋时期，沿袭曹魏政权而来，时代的背景之下，束缚史学家的一个词叫做“正统”。

为了保持西晋政权的正统地位，只有将曹魏政权归为正统，才有可能写好西晋的人物。

陈寿之所以能够伟大，就是因为他能够在这样的大环境压力下，为世人尽全力的留下来历史发展的真正一面。根据他的秉笔直书，效忠汉朝，敢于做“人臣”的曹操确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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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唯一没有做到的，就是将曹操负面的事迹直接的表达，而是一笔带过，或者干脆直接不写。但是，这些事却被后世的史学家拿来大作文章。

西晋末年往下发展，写史者已经丝毫不需要隐藏曹操的负面形象。曹操这个形象，怎么刻画，完全是一件自由而主观的选择。

南朝史学家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的时候，刻意挖掘那些陈寿笔下没有写出来的曹操。在他的笔下，为正面忠贞的曹操，铺下了一条通往无情嫉妒，生性多疑、残暴的奸雄道路。

“董卓另立皇帝，想要拉拢曹操”，陈寿所写曹操间行东归。

《三国志》记载“卓到，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

陈寿只写了曹操间行东归，却为对他东归之路上的所作所为做出描述。而裴松之引用了几种史书，发掘了一路之上曹操所做之事。

《魏书》记载曹操为了防卫，杀了几个人；《世说新语》则说曹操怀疑吕伯奢的儿子要害自己，所以杀了八人；甚至有说法说曹操杀了人，还说了一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不管怎样，这些书中有一点是那么的相同，那就是曹操杀了人。由此，裴松之将曹操多疑、残暴的形象，第一次推向了历史的舞台。

总之，只要是能够找到反驳陈寿的漏洞，裴松之就会运用大量的史书加以反驳。在这样两种力量的对抗之下，开创了曹操伟大和卑劣的两面性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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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曹操负面形象的刻画，源于宋朝开始，元末明初达到了顶点。相反唐朝，却是最认同曹操正面形象的朝代。

北宋时期的曹操评价，基本正反各一半。负面说法，主要集中在市井民间。根据苏东坡的表述，市井听书听到刘备落败会随之落泪，而听到曹操落败则会大声叫好。

南宋时期，曹操已经完全的沦为了一个白面奸雄，几乎与过街老鼠没什么区别。元末《三国演义》的盛行，更是将曹操推向了一个道德的深渊，彻底将曹操变成了一个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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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世人对曹操的评价，都涉及到了他的政治才能和人品道德。曹操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巨星，这是无可厚非的，就连诸葛亮都对其进行了肯定。

然而，就是如此优越的政治才能，恰恰是统治者最为忌惮的一点。没有哪一个统治者愿意将自己的江山拱手让人，所以统治者都会本能的对于曹操这种政治才能进行批判。

曹操对汉室天下有无二心暂且不说，既然他的后人，最终建立了曹魏政权。就难以再阻止这根被压到极限的弹簧触底反弹，哪怕曹操没有谋反之心，依然会被冠以“处心积虑”的名号。

在传统儒家的影响之下，忠君思想成为了统治者延续统治的一种手段。很多读历史的朋友，似乎也产生了一种思维的惯式，认为只要谋反就是不忠，对于这部分人而言，只看到了曹操的不忠，却没看到东汉末年的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

实际上，儒家忠君的思想，在宋朝以前并非如此。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

这是宋朝以前，主流的儒家思想，也就是说，做皇帝的人要德能对位，才能够坐这个位置。言下之意，曹操就算有谋反之心，也绝非是贬低他的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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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历史的人物，被放在显微镜下，都会暴露出瑕疵。没有表面光滑的玉石，也没有毫无黑点的历史人物，只是，读史之人应该客观评价。

我承认，曹操确实是一个政治上的巨星；但是，他却当不了一个道德上的巨人。曹操之所以会有不同两面的评价，就是因为他的道德缺失，而这并不能作为诋毁他政治才能的缺点。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鲁迅先生对于他的评价：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中说到“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这是鲁迅先生对于曹操政治才能的评价，当然，在品德之上，他就杀死孔融的事做出了回复。

“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是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曹操的双面评价，就是历史的复杂表达。如何在一个忠君思想的朝代当中生存，成为了一个人物必须考虑的事情。权力缺失的恐惧、道德品质的检索、战功成就的考察，构成了评价一个人的全面性标准。在历史这面显微镜之下，稍有不慎，就会落得曹操之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