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大力禁止的什么事，后来成了灭亡大清的导火索

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一月，福建兴化府仙游县生员李冠春跑到福州，拦了福建巡抚钟音的轿子，投递条陈《济时十策》。结果钟音不但将他抓起来审讯，还派人到他家中掘地三尺，看看有没有其他违禁书稿。

按大清律例，“生员不许一言建白”。乾隆大力禁止此事，而书生的这些改革方案，在统治者眼里，自然是荒诞迂谬的。不过，仅限于此，李冠春可能还不至于死，要命的是，他踩了雷区，提出“请改明季衣冠”。

这么一来，李冠春人头落地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李冠春献策被诛案在《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中仅有四个相关档案，案子虽小，但为此案上折子的，全是省部级官员。也就是说，在乾隆朝，思想钳制并不仅仅是文宣系统的职责，军、政、学皆责无旁贷，地方上出了坏分子，几套班子都没有好果子吃。乾隆在上谕中，借警告陈宏谋（钟音的前任）敲打了那些对异议分子不够重视的地方官。

其实，两年前李冠春就曾将《济时十策》呈送过陈宏谋，但原稿中并无服色、河决诸说，所以陈宏谋没有当回事。但乾隆认为，以陈宏谋的为人，即便有此等荒谬之语，他也不会将李冠春怎样。这一点，乾隆倒也说得不差。陈宏谋是一个以清廉、爱民出名的名臣。

在乾隆心目中，因为陈宏谋未能及早发现苗头，放纵了李冠春，才导致他越走越远。说到最后，乾隆对陈宏谋亮剑了：下次再不忠诚不老实，就别怪我无情了。

这么一来，那些封疆大吏，谁敢不盯紧治下不肯安分守己的知识分子们，把所有不稳苗头扼杀在摇篮里？但是，乾隆三十八年年底，找死的又来了。

59岁的山西人戎英跑到四库全书馆献书，称于河图洛书中衍出《万年配天策》一本，又见朝廷欲扫平金川，别作《天人平西策》，还开列了幼年所作之书，如《避炮攻碉法》等，“恳求奏闻”。

这个迂腐呆子所献的兵法，在上奏折的军机大臣眼里，虽都是小说中的无稽之谈，但他们还是秉承不能错放一个的原则，除了将戎英关押外，还请旨派人到戎英的家中搜查有无不法字迹。此话正中乾隆下怀，于是乾隆命山西按察使派人前去搜查，若发现有悖逆语句，即从重从严处理。

抄家人员将戎英家掘地三尺，也没有发现什么悖逆语句。但戎英最后还是被发配到乌鲁木齐种地，以示警诫。

戎英献书七年后，广西平南县生员吴英又演了一出“拦舆献策”的戏码。

吴英献策时已是六十高龄，平时靠训蒙度日。一开始他便声明，他献策是为“广圣恩、固国本”，他也明白，以生员之身而行此举是在找死，但是为国、为民、为自己，还是得说。

吴英所献五策——备荒、盐政、弭盗、种烟、减僧，逐条看去，可不可行另说，相对还是比较理性的。而且，他也没扯什么更易衣冠。但是，他踩到了一个更大的雷区——没有避讳皇帝名字：“圣上遵太后之遗命，免各省税粮，其德非不弘也……”“是圣上有万斛之弘恩……”

吴英是不懂？不可能。估计是疏忽，忘了致命的“弘”字，也没有专业校对来把关。结果，就因为这两个“弘”字，吴英被凌迟处死，他的兄弟子侄凡在16岁以上的，均被斩立决，其妻、妾、幼子等均沦为奴仆。

儒家提倡修齐治平，读书人学得满腹经纶，如果不货与帝王家，什么都不是；但屡考不中怎么办？上书、献策是首选。自汉尊儒始，历代书生都有公车上书的传统，而上书人多有因此被破格重用者，最著名的就是东方朔了。这条传统的上书之路，到了清代，就被滚滚人头堵住了。

就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爱国书生，前仆后继，把肉往砧板上送，染红了康乾盛世。吴英实在死得太惨了，爱国书生们应该都被吓破了胆，自乾隆四十五年后，文字狱仍不断，但天真自撞的倒是没有了，全国噤声，万马齐喑，乾隆的目的也达到了。

只是，115年后，公车上书再次出现。这一次，书生们不再孤军奋战了，康、梁振臂一呼，18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数千人参加，统治者再也控制不了了，大清不可逆转地走向了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