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古代哀祭文的“大小”之变

哀祭文，就是现在的追悼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体裁，哀祭文以其深沉的情感，直触人心的哀思，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联通古今，让我们感受到古人的痛苦，也让后人在遇到生死之别时，能够寻求一份遥远的慰藉。

现代人所熟悉的哀祭文中，不管是韩愈的《祭十二郎文》中“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想接”，还是袁枚的《祭妹文》中“……亦无子女，九族无可祭者。汝死我葬，我死谁埋。”其中真挚的感情，让人每每读来都心如刀绞，痛古人之痛，哀今人之悲。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其实中国古代最早的哀祭文，只是一种格式化的公文写作，并没有如此真挚饱满的感情，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哀祭文才逐渐发生变化。

那么本来只是应用文写作的哀祭文，是如何转变为现代我们所能看到的这种情感浓烈的形式呢？所谓的哀祭文“大小”之变又到底是怎么回事？

诔文

一、魏晋南北朝以前，哀祭文更多的是以一种公文写作的形式出现，其主要目的在给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盖棺定论，哀祭文的社会意义大，情感意义小

根据现存史料记载，最早的哀祭文应该叫做诔文。《周礼》记载：

“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

其中最后一个诔，也就是后来的哀祭文的前身。

但早期的诔文其实并不能算作是一种全新的文体，只能将其当成是一段对于死者的评价，而且这种评价的资格，也还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只有士大夫以上的贵族死后，才能获得“诔词”。

与后世的哀祭文相比，诔词更多的是体现国家对于一个士大夫一生的评价，更多的像是盖棺定论，而不是寄托哀思。

实际上这也是魏晋南北朝以前诔文最大的特点，这一时期的诔文，更像是一种公用的应用文写作，其本身的作用也不是为了给后人寄托哀思的，写诔词的人心情怎么样，个人的情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亡者的一生功绩，顶多只在结尾的时候形式性的写两句寄托哀思的语言。

比如扬雄《元后诔》中写道：

“享国六十，殂落而崩。四海伤怀，擗踊拊心。若丧考妣，遏密八音。呜呼哀哉，万方不胜。”

不难看出，这个时期的诔文在情感上并不重视，而且写诔文的人，也跟亡者没什么亲属关系，可能只是因为文笔好被皇帝派来写诔文而已。

综上，魏晋南北朝之前，中国古代的诔文创作，实际上更应该将其看成是一种公文写作，重视的不是作品之中的情感寄托，而是对亡者一生的总结和概括，乃至于统治者对于他的评价。

至于这个诔文由谁来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熟悉的知道这自己要写诔文的人的生平，只要按照其生平给出一个相对公平的评价，实际上就已经足够了。

二、魏晋南北朝以后，世家门阀的崛起，促使时人看重家族而轻视国家，哀祭文的写作也逐渐平民化，情感意义大而社会意义小

而南北朝后期，随着世家门阀的崛起，以皇权为代表的中央集权逐渐被门阀家族所取代，在时人心中，家的概念逐渐压过了国，诔文创作上也逐渐摆脱了两汉以前，只有一定地位的贵族亡故后才有资格写诔文的窠臼。

而诔文从原本的对于大臣的盖棺定论，逐渐家族化，演变为对于逝世亲人的祭奠的过程，原本诔文之中歌功颂德的部分，也就逐渐被真挚的感情所取代。

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创作诔文的主体和对象变了。两汉以前，创作诔文的主体是国中文章圣手，对象是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王公贵族。而南北朝以后，创作诔文的主体变成了亡者的后代亲友，对象变成了失去的亲朋故旧。

笔者和对象的转变，导致诔文摆脱了先秦以来公文写作的模式，所能抒发的情感对象逐渐扩大，而其中蕴含的情感却逐渐“缩小”，这里的“小”指的是从家国情怀往“小我”的转变。

刘勰在《文心雕龙》之中说，诔文：

“写实追虚，碑诔以立。铭德慕行，文采允集。观风似面，听辞如泣。石墨镌华，颓影岂忒。”

其中“观风似面，听辞如泣”八个字，就是对这种转变的直接概括。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概意思就是一篇好的哀祭文，要能忍读他人看到文章，就仿佛看到了生者的高风亮节在自己面前，听到其中的词语，就仿佛能感觉到笔者深沉的感情和哀伤。

《文心雕龙》作为我国第一部文艺理论著作，其创作方法对后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而其中对于哀祭文的评判标准，其实已经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在写哀祭文的时候，并不以夸耀亡者的功绩为主，而是以寄托创作者的情感，表达深切的哀思为上。

三、哀祭文在南北朝时期所能哀祭的范围扩大，能够表达情感和意义也随之增加，逐渐从制式的公文写作，彻底转变为一种文学艺术体裁

南北朝时期诔文，也就是哀祭文的“大小”之变，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正如前文所说，这里的“大”和“小”，实际上指的是哀祭文所要描写的情感。南北朝以前，哀祭文虽然热衷于对亡者的歌功颂德，但因为其中所蕴含的情感较少，难免有点干瘪。而南北朝以后，哀祭文之中公文写作的因素减少，寄托哀思的情感增加。缩小了对于哀祭对象的限制，但扩大了哀祭文之中所能寄托的情感。

不管是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还是清代诗人袁枚在《祭妹文》最后所写的那样，表面上看上去似乎只是在哀痛至亲的离世，但仔细读来，其中所隐含着的作者对于未知命运的叩问，对于人世沧桑的感慨，其实都在其中，如《祭十二郎文》中说：

“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相与处。故舍汝而旅食京师，以求斗斛之禄。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

这段话之中除了表达对于亡者的愧疚之外，未尝不是作者自己的扪心自问，为了“斗斛之禄”，却最终和至亲的人生死两隔，这样真的值得吗？从文人士大夫的角度来看，韩昌黎在写这篇文章时，恐怕内心之中早已萌生的退居山野的想法。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随着南北朝时代对于哀祭文所能哀悼的对象放宽，将其所需要的严格的公文写作的形式抛弃，而放大人在其中的感情需要，哀祭文早已经变得不再执着于形式和对象。

《祭十二郎文》

人们所祭祀怀念的，也不再仅仅是特定的人群，或者仅仅是自己过世的亲人，各种历史人物，社会现象等，都可以成为哀祭文的表达对象。

诸如很多以三国曹操、刘备、诸葛亮等历史人物为对象的哀祭文，就已经在唐宋之际开始出现。由此，诔文就从一众体裁单一，形式单一的公文写作，扩展成为一种完全的文艺创作手法。

四、结语

诔文或者说哀祭文，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学体裁之一，其在南北朝以后可以写的对象的扩大，以及所表达的情感从对一个人一生的评价变为表现作者个人的哀思情怀。从本质上讲，是文艺作品溯本追源的结果。

正如后人在评价《文心雕龙》时所说的：

“文家惟哀楚之辞易于形容……则文深乎情者易工也。”

哀祭文作为一种祭奠亡者的文体，随着南北朝以后写作的主体变成亡者的亲朋故旧，其内本身所蕴含的情感，势必要压迫限制其发展的形式和种种窠臼。最终达到“深乎情者易工”的结果，也即是说情感丰沛的文章，不需要任何修辞手法，就能够让人感同身受。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