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2022︱隋唐考古：天街五桥近紫宸，幡影伽蓝无尽藏

【编者按】又是一年“考古时”。即日起，“考古2022”系列稿件将陆续见刊，这是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连续第四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邀请8位学者撰写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2022年，隋唐时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取得新进展和新突破，以都城、墓葬为重点的传统研究领域新发现不断，隋唐考古涉及的空间范围覆盖隋唐帝国强盛期的全部疆域，从帝国首都长安到边陲城镇，用考古学方法探索隋唐时期帝国政治架构、民族政策、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考古学角度来解读隋唐国家、社会、族群、文化的构成，以及交流互动。

为推动考古事业在新的起点上继往开来、再创辉煌，“新时代百项考古发现”评选出炉。隋唐段有12项入选，其中遗址8项，墓葬仅4项。2022年的“考古中国”集中推介多项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隋唐段的西藏当雄墓地上榜。2022年8月24日至26日，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南沙区人民政府支持的“新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论坛”在广州召开。

城址的考古与研究

2022年传统的国家大遗址项目——隋唐长安、洛阳城持续开展工作，目前的趋势是从宫皇城遗址向里坊、市场等与民众社会生活相关的遗迹转向。

2022年隋唐洛阳城正平坊重点发掘西半坊的大型院落，该院落是以编号F21的大殿为核心的多进式庭院布局。F21平面近正方形，边长约40米，规模宏大，南北皆为双踏步。大殿的西南有西南-东北走向的廊道与殿西侧的回廊相连。推测殿东南应也有一廊道与东侧回廊相连，两廊道东西对称正“八”字形。殿址周围出土有不少汉白玉碎块与一件精美的汉白玉莲花底座，还有“令”字残瓷片，推测可能是举行大型斋醮仪式的主要殿堂。从而确定目前发掘的这组建筑为安国女道士观而非太平公主宅院。隋唐洛阳城宫城嘉豫门遗址，2014年考古发掘，遗迹分城墙、城门、城门、墩台、道路、城门外水渠、建筑基址F1、F2等。嘉豫门为过梁式单门道结构。门道部分被近代沟破坏，复原门道宽4.2米、进深12.7米。墩台南北21.6米，东西宽12.7米，残高1米。城墙夯筑，宽9.5米。门道内外均发现莲花砖铺道路，南北对称，路面宽约1.6米，北侧保存较好。门道内有两座建筑基址，平面方形，北侧编号F1，与北墩台东侧莲花纹砖铺道路紧密相连，保存较好。东西残长10.4米，南北宽6.2米。南侧编号F2，保存较差。

正平坊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发掘有朱雀大街五桥遗址、安仁坊遗址、长安城东北角夹城及十王宅遗址，另外还有郭城安化门遗址、东市遗址等。

配合小雁塔历史文化片区综合改造项目，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发现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郭城内第七横街及其南侧的东西向水渠。考古实测朱雀大街宽130米，两侧有水沟。发掘了东侧水沟，水沟穿郭城内第七横街处发现成排的木柱遗迹，南北向并列，推断为栈桥基础。水沟呈口大底小的梯形，土壁斜向内收，底部平坦。郭城内第七横街，位于安仁坊北侧，与朱雀大街呈十字交通，仅发掘其南侧部分路上有较为密集的车辙痕迹。东西向水渠位于第七横街南侧，与第七横街同向。近年在外郭城第七横街南侧的丰乐坊、安仁坊北侧一线都有发现，东西长度超过1000米。水渠呈口大底小的梯形，土壁斜向内收，底部平坦。根据遗迹现象、结合科技考古的测年，水渠开凿年代可能早至隋朝或初唐时期。该渠横穿朱雀门大街处发现5座桥基，等距离排列，居中桥基最宽，两侧4处桥基略窄。桥基由砖砌护岸和桥柱石础组成。

砖砌护岸和础石均从渠底的生土二层台上起建。护岸叠涩砌砖，每组护岸砌砖的东西两端均向外呈八字，护岸南北对称。桥柱础石铺设在生土渠壁与砖砌护岸间的生土二层台上。居中桥基完整的应该是5块础石，北侧尚存3块。两侧的桥基完整的发现4块础石。桥基有晚期整修痕迹。

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遗址（张全民供图）

考古还发掘出隋唐安仁坊坊墙西北拐角的墙基，在安仁坊北墙发现一座门址，门外跨东西水渠上发现砖砌涵洞。据考古实测，中桥恰处于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的中轴线上，与明德门五门道的中门道南北相对。这是近年来关于隋唐长安城考古的最重要考古发现之一，这座缺失于文献记载，远离宫城、皇城的桥，与都城规划中的金水桥扯不上关系，五门、五桥的元素却与都城规划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重要发现，将刷新对隋唐长安城中轴线的认知。

2022年隋唐长安城东市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南区，即东市路南侧区域，在考古发现的南北向道路L14与L15之间，发现了一处佛像窖藏坑。佛像窖藏坑（2022TCDST25SEH3），平面呈五边形，四壁较直，深1.6米，该坑东壁，距唐代地面深0.42米，向东开有一圆角方形小龛。H3内距坑口0.8米处发现一具彩绘泥塑的天王像，头朝西，面向北，脚向东。东西长1.2米，盘腿坐姿，彩塑衣领色彩鲜艳。小龛有门与H3相连，门为佛像的背屏样式。以板瓦层垒封门。小龛平面圆角方形，边长1.2米左右。其内以泥塑、陶质、石质佛像、佛塔等为主。局部进行清理后，进行打包回实验室后再清理。从清理的情况来看，佛像大小不等，质地不同。除过小佛像外，还有脸部贴金、高约1.5米左右的大佛像，大部分佛像没有佛头，从此迹象来看，可能与毁佛有关。目前该佛像窖藏坑出土遗物688件，主要为陶质小佛塔，还有善业泥佛。另外还出土彩绘天王俑、人物俑等。

东市佛像窖藏坑

东市出土佛像

东市出土佛像

东市出土佛像

东市出土佛像

为配合西安市唐城墙遗址公园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民陕西第一工作队联合隋唐长安城遗址保护中心，对隋唐长安城安化门遗址进行发掘。安化门是郭城南墙的最西门，北对郭城北面芳林门，是长安城内贯通南北的主要干道，是联通城内外的重要枢纽，唐肃宗时称达礼门。“甘露之变”时，宰相舒元舆就是从安化门出逃的。该门址曾于1958年进行过勘探，为一门三道结构。经过此次发掘确认门址为一门三道的过梁式结构，但门址西半部已遭全部破坏，仅存东墩台、东门道、东隔墙等，门道宽4.5米，发现排㕚柱坑，确认门址东墩台部分已经仅存基础。墩台复原东西35.4米，南北13.3米，门道宽4.2米，隔墙宽4.1米。另外东墩台东侧郭城南墙基础保存，宽4.1米，未发现马道遗迹。

隋唐长安城东北角夹城及十王宅遗址，是近年来隋唐城考古的重要发现，2017-2022年持续多年的考古工作，廓清了隋唐城郭城东北隅的空间格局，对玄宗开始营建的夹城空间有新的认识。2022年，对遗址区十王宅东坊墙、东坊墙外的唐代道路、排水沟及外郭城北墙进行了发掘，十王宅东坊墙东距夹城墙12米，发现唐代道路，道路沿坊墙东北角转拐向北，至十王宅北侧的广场。路面含有碎瓦砾，土质坚硬，发现车辙与踩踏痕迹。

道路叠压在排水沟上。排水沟位于坊墙东北角之外，叠压于道路之下，分南北段和东西段，平面呈倒L形。水沟宽2.7-3.7，深1.25-1.5米。南北段南宽北窄，沟底北高南低。东西段沟底西高东低。坊墙夯筑，分墙基和墙体两部分，宽均为2.7米，基槽深0.7、墙体残高0.14米。郭城北墙夯筑，分墙基与墙体，墙基由西向东至与夹城墙相交处逐渐变宽，宽1.7-3.7、深0.9米。墙体残宽3-3.7、残高0.2米。经过发掘厘清了夹城修建前后郭城东北角格局的变迁。

扬州城遗址：2022年对扬州桑树脚唐宋大型建筑基址群、扬州宋大城北门外城防设施及唐代官河、宋代河道进行发掘。桑树脚遗址发现夯土城墙、大型建筑基址群。夯土城墙推测为中唐和杨吴时期子城的南墙和罗城的北墙。大型建筑基址群时代从六朝至宋元，其中编号F1、F2建筑基址为晚唐五代十国时期。扬州宋大城北门外城防设施及唐代官河、宋代河道的发掘大收获为解明夯土包砖墙体北侧东段并未直接向东延伸，而是先向北而后向东，找到了夯土包砖墙体的最东端。

连云港唐代建筑基址：为配合连云港海州体育馆二期项目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徐州博物馆、连云港市博物馆联合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1处大型唐代建筑基址，保存较好，为连云港地区首次发现。该建筑基址为一处坐北朝南的两进院落，自南向北共保留有21个遗迹单位，包括踏步、门道、庭院、水井、甬路、回廊、月台、散水、柱洞、厕所、门房1间、东西厢房5间、北正房5间。建筑基址四围墙基以石砌墙基为主，北正房、西厢房保存较好，东厢房保存较差。甬路和回廊保存较好，造型规整，采用瓦片铺成，顶面龟背形，中间较两侧高出，宽92厘米。北正房平面呈长方形，保存较好，由墙基槽、石墙基、柱洞、门道组成。东西长31.6、南北宽9.7米，占地面积为306.52平方米。面阔五间，进深一间，内有南北纵向石墙基隔墙4列。北正房内部各间房间面积大小不同，似存在不同功能用途区分。其中最东侧两间面积较小，最中间面积最大，西北角有区隔一方形独立小间和过道走廊。该建筑基址的兴建年代大致为盛唐、中唐时期，废弃年代大致为晚唐五代时期，其性质用途可能为衙署或庙宇类建筑。

河北雄县古州城3号遗址：3号遗址位于古州城内东南部，勘探时在3号遗址北部新发现了9、10号建筑遗址。3号遗址考古发掘揭露出残存的夯土基台、包砖、散水、踏步等。夯土基台大致可分为早、晚二期。平面略呈长方形，晚期遗址东西长约24、南北宽约13米左右；基台外侧有包砖、散水；基址南侧正中发现一处砖砌踏步残迹，踏步两侧有包砖和散水残迹。基址东西两侧疑似连接有延伸的廊房。出土遗物多为建筑构件，包括砖、瓦、瓦当，还出土有石碑刻与佛教遗物，像铜佛像、汉白玉莲花座（显庆四年）、石造像（武平六年）等。3号遗址可能为唐代莫（鄚）州官寺——开元寺的南山门遗址，是古州城考古新发现，也是古州城考古研究新的突破。3号遗址叠压在“内城”南墙之上，为“内城”南墙的变革以及“外城”城墙的营建年代提供了有力参照。

余杭故城遗址：2022年发掘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南苕溪南岸的余杭南城。考古发掘东汉、六朝、北宋、元代的遗迹。余杭南城兴建于东汉初年，考古发掘了东汉余杭城的东、西城墙和护城河，明确了城的范围。城址平面略呈正方形，边长约500米。城墙宽约22米，由黄土堆筑而成；护城河宽约20米，深约4米。六朝余杭城基本沿用了东汉余杭城的城墙和规模，加筑了东城墙，并且修筑了太兴二年（东晋319年）纪年砖砌成的水涵洞。隋文帝时置杭州，余杭城升格为杭州州治，城址向东扩大。北宋雍熙初，余杭县城再徙溪北，但南城仍然被使用。城内发现北宋晚期废弃的高等级建筑基址，可能是税务等官署机构。还发现了元代的西城墙、城门、护城河，是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浙江行省参知政事杨完者于溪南所筑之城。

余杭故城各时期重要遗迹分布图

新登古城遗址：新登古城遗址位于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自2020年-2021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富阳区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联合进行考古发掘，发掘了南门、西门、东门、小东门等遗址，取得重要收获。2021-2022年对北门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458平方米，主要发现唐代、南宋、明代城门遗迹，出土唐代至明清时期陶瓷器、建筑构件等。唐代北城门遗址叠压于南宋时门址之下，为单门道过梁式结构，平面呈长方形，整体结构保存较完整，由东西墩台、中部门道、排水沟组成，东西长17.4米。墩台由夯土和外侧包砖组成。门道宽2.4米，南北进深8.46米，门道内发现唐至北宋道路。门道下建有排水暗沟，砖砌券顶结构，从城内延伸至城外，揭露长度15.8米，沟内宽50厘米。城台包砖基槽内、排水沟基槽内出土晚唐时期青瓷。城门两侧与夯土城墙相接，城墙呈倒“八”字形向外延伸。南宋城门址由墩台、门道组成。西墩台外侧包砌石块，内填土，填土内出土北宋至南宋时期瓷片。东墩台已残。门道内发现砖瓦铺砌路面和排水沟，排水沟使用香糕砖砌成。门道东侧发现1块门砧石。还发现明代门址残迹。结合近年的发掘可知，新登古城唐代城墙与明清城墙范围大体一致。新登古城唐代北门遗址的发现，是杭州乃至浙江地区考古发现结构最完整的唐代城门之一，晚唐至明清城门保存结构较完整，沿革清晰，可与罗隐《东安镇新筑罗城记》、咸淳《临安志》等文献材料相互印证，为研究唐代以来城门城墙结构和营造技术提供了重要材料。

近年来，新疆围绕解决重大历史问题，推动汉唐西域军政建置、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等重大课题，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2022年新疆考古以寻城为目标的城址考古取得重要收获。

唐朝墩古城遗址：2022年重点对景教寺院围墙和生活区进行了发掘，景教寺院以围墙围护，南侧开有2处门道，寺院内西部是用于宗教活动的主体建筑，东部是包括庭院和房址在内的生活区，涵盖了居住、储藏和生产等不同性质的空间。景教寺院的围墙和生活区房址包括唐代、高昌回鹘、西辽至蒙元等多个时期的遗存，判定该寺院始建于公元8世纪上半叶的唐代中期，至公元10世纪高昌回鹘时期经过大规模的扩建，并在使用过程中进行了多次修缮，约13世纪前后的西辽至蒙元时期遭到破坏并完成重建，继续沿用至14世纪中后期最终废弃。

北庭故城遗址：2022年对编号13号的遗址进行发掘，清理灰坑37个、水井5个、房址1座，中部残留一个晚期夯土台基。出土诸多建筑残件，发现了壁画碎片，证明该建筑群应为宗教场所。根据发掘，13号遗址虽破坏严重，但应当和10、11号遗址共同构成品字布局。唐朝时这一区域是子城西南院落中的重要建筑群之一，根据悲田寺线索认为院落曾经承担庭州和北庭都护府体系中佛教功能的作用。

北庭大都护府治所遗址

喀什汗诺依遗址：2022年度工作以遗址解剖为主，在遗址中部和北部进行解剖发掘，根据城墙内采样测年，确认遗址距今960-1020年，发掘揭示出唐宋时期城邑形制大体面貌。

哈密拉甫却克城址：2022年发掘西城墙遗址，发掘清理出建筑基址、灰坑、水井，出土铜镜、陶灯、陶石磨盘等。并在城北发现同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区。初步判断城址主体建造和使用是在唐初、中期，到高昌回鹘时期修缮沿用。认为拉甫却克古城即为唐代伊州的纳职城。

巴里坤大河古城遗址：2021-2022年首次开展考古工作，确认城址由东、西相连的两座城构成，城墙高大，有马面、角台，城门在东、南两墙上，设置不对称，军事防御功能突出。出土遗物中有大量铁铠甲片、马骨等。本次发掘明确了古城的形制、布局、营建过程、建筑特点和年代，确认是唐代伊吾军城遗址。

城址考古资料的刊发依旧稳健，都城的考古学研究，稳步推进。霍宏伟探讨了隋唐洛阳含嘉仓城的布局（《隋唐洛阳含嘉仓城的布局略论》，《中原文物》2022年第5期）。赵春兰等对乌兹别克斯坦阿弗拉西阿勃台地城址壁画中的高句丽使者身份进行考辨，认为戴鹖冠的高句丽武官使者身份应为大兄，表明高句丽晚期武官可兼使者职能，使者官职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乌阿弗拉西阿勃台地城址壁画高句丽使者身份考》，《四川文物》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