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随笔｜近代上海何以快速发展成为经济贸易中心

近代以来，蚕丝、茶叶长期是上海乃至中国最主要的两项出口商品。1870年，丝茶占中国出口总值的88%，1880年为84%，1890年为65.2%，1899年为58%。在19世纪下半叶，上海凭借在对外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快速崛起为近代中国的经济贸易中心。其间，丝茶贸易可谓起到了一个关键作用。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19世纪40年代，“茶叶大盗”福琼多次到访上海。彼时，上海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不及广州。但福琼发现，“所有绿茶以及绝大部分红茶，从出产地运到上海，其费用比运到广州要低，也比任何一个南方城镇都要低一些”，且中国主要的产丝大区也在上海附近，“茶叶、蚕丝运往上海比运往广州更容易”。他断定，“上海不仅会成为广州的有力竞争者，而且将成为一个无比重要的城市”。同一时期，英国第二任驻沪领事撰写了多份有关上海丝茶贸易的报告，预言上海具备超越广州成为英国在华贸易中心的潜力。

中国最主要的蚕丝产区在长三角区域，这刚好是上海的核心腹地。茶叶产区遍布中国南方，但优质茶产区多有直达上海的水路。中国史学家罗兹·墨菲对茶叶和蚕丝的“陆路运输费用”“水路运输费用”进行过比较：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陆路运输200英里，蚕丝每吨运费24镑，茶叶每吨运费21镑；同样的距离，茶叶和蚕丝经由水路运输，每吨运费约14镑。

这种交通运输上的优势，为贸易快速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1844—1845年度，上海出口蚕丝6433包，广州出口6787包，上海占48.7%；1845—1846年度，上海出口蚕丝15192包，广州出口3554包，上海占81%；1846—1847年度，上海出口21176包，广州仅1200包，上海占94.6%。

上海在茶叶对外贸易上取得优势地位，略晚于蚕丝贸易。上海茶叶的出口比重从1844年的2%，一路上涨至1851年的37%。但相对于广州63%的出口比重，差距还是明显的。这是因为茶叶产区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在长江还没有对外开放时，湖南、湖北乃至江西的茶叶主要通过翻越大庾岭或骑田岭运至广州出口。这是广州一口通商制度下茶叶外销的历史惯性所致。

1851年初，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太平军与清军在广西、湖南缠斗，阻塞了从湖南进入广东的传统贸易通道。于是，两湖的茶叶开始沿长江而下从上海出口，让1852年上海茶叶出口占比剧增至61%。经济学家张仲礼因此认为，“从1852年开始，上海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

早期海关大楼

「东亚流通网络中心」

丝茶集中到上海，使得棉布等进口商品也集中到上海。其中的一个因素是，19世纪初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使得全球白银产量锐减，中外贸易只能采取“以货易货”的交易模式。英国人兰宁、库寿龄所著《上海史》就表示，由于白银短缺，“接近原始形态的以货易货，几乎成了一种必要”。

“以货易货”的交易方式，使得西方进口商品也必须集中过来，助推上海进一步成为洋货集散中心。1875年，自上海等国内口岸转运而来的棉织品进口值，占天津棉织品进口总值的99.4%；1871年至1904年，经上海转运的洋货进口值，占烟台进口总值的70.3%，占营口进口总值的79.7%。

在日本，神户、长崎等港口也是如此。1875年，上海向神户复出口的本色市布，占神户进口本色市布的90%。驻长崎的英国领事在贸易报告中表示，长崎进港的货物大部分从中国特别是上海进口。因此，长崎的进口价格受上海市场左右。而从上海复出口到长崎的本色市布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流向朝鲜。日本学者古田和子在《上海网络与近代东亚：19世纪后半期东亚的贸易与交流》一书中表示，“上海是19世纪后半期东亚流通网络的中心，而某些日本和朝鲜的开放口岸是这一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洋商曾试图把棉布直接从欧洲运到天津、神户等东亚港口城市，“免去了须从上海转运的麻烦和费用，但还是得不到任何油水”。原来，将棉布等进口商品运到上海销售，所获白银可迅速转变为收购丝茶的资本。而用现银购买丝茶，丝茶价格至少可便宜一成以上。

举个例子，一份利物浦生产的价值约886英镑的衣料发货单，在上海只能变现为717英镑，差不多损失了170英镑。但回到英国卖掉从上海购入的茶叶，可获得大约416英镑的利润。这是上海一地才具有的贸易环境。

天津等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土货出口，以至于海关贸易报告直接写道：“出口货其数之少、其价之低，致统计册内之出口部分读之深感乏味”。没有“以货易货”的交易环境，使得洋商直接运到天津等地的棉布很难有像上海那样的大幅降价销售空间。

上海丝绸仓库

「信用交易网络中心」

随着中外商人之间的信任与日俱增，“以货易货”的交易模式逐渐被信用交易模式所取代。所谓信用交易模式，特指以上海钱庄的庄票和外国银行的支票为商业结算工具的交易模式。

近代以前，上海钱庄利用庄票进行商业结算，对华商而言并不陌生。1846年，洋商在交易中首次接受庄票。到19世纪50年代后期，庄票被洋商普遍接受。随着上海金融市场自下而上的长期信用建设，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庄票已被“视为现款”。随着上海对外贸易发展和国内埠际贸易兴盛，内地钱庄也纷纷来沪开设“申庄”。

以上海钱庄为基础建构的金融信用体系，对棉布等洋货内销有着巨大的影响力。19世纪中叶，四川商人从汉口购进洋货，需要汉口票号给予长达三至六个月的长期信用。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山西票号将集中在汉口的资金向上海、山西两地转移。原先在汉口购买洋货的四川商人，不得不转向上海进货，支持洋货贸易所必需的长期汇票也改由“上海殷实钱庄承兑”。

19世纪80年代后，天津土货出口贸易逐步发展。但天津进出口贸易在19世纪下半叶均高度依赖上海转运，主要是因为天津对外贸易的“贸易资金、贸易结算、货币汇兑全得在上海解决”。

由于上海钱庄得到外国银行和山西票号大量资金挹注，放贷规模迅速扩张，再加上内地钱庄纷纷来上海开设“申庄”，以上海为中心的遍及全国各地的信用网络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然成型。不仅如此，一些票号甚至在日本、朝鲜等地开设分号，使得华商拥有遍布整个东亚地区的金融关系网。

日本汉学家滨下武志在论述东亚棉布进口贸易时就提出，“华商的优势归根到底在于金融实力”。华商多采用“信用交易”，总店和分店相互沟通，并将销售额记录在账，每年分两次结算货款，极大提高了竞争力。

沪北钱业会馆

「东亚航运信息中心」

为方便把中国货物运往世界各地、把世界各地的货物运往中国以及把洋货运往广大内地、把内地土货运到上海，上海还迅速成为中国乃至东亚的航运中心。

为在商业贸易中占据主动位置，上海的中外商家千方百计获取各种信息，新闻报刊蓬勃兴起。同时，中欧之间的电报线路快速落地；国内的电报线路虽由军事而起，却因商业而兴。晚清时期的电报总局常年设于上海即为明证，由此称上海为近代中国的信息中心似不为过。

无论是航运中心，还是信息中心，上海的各种中心都是基于中外商品集散中心这一点而来的，又是缘于丝茶能够以更低的成本集中到上海这一点而成的。

中国史学家罗兹·墨菲在名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表示，中国保持茶丝两项贸易的垄断地位，其持续的时期也许比任何其他产品的垄断地位要长得多，“足以使它得到及早发展成为领导全国贸易中心的机会”。

实际上，丝茶贸易主导中国出口商品的基本格局，从18世纪就基本形成了。单论丝绸，更是从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有贸易往来的历史便开始了。航海大发现后，丝绸对外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开始对中国社会产生强烈冲击和影响。与此同时，丝绸换回的大量白银，使得中国的赋税制度、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变。

从商品交换的角度看，传统中国的贸易体系能够形成并长期维持，关键在于中国能够生产出那些“朝贡国”所需的大量产品，最知名的就是丝绸、茶叶和瓷器。在工业革命之前的物资匮乏时代，掌握大量物资就能成为权力网络的中心。但必须指出的是，传统时代对外贸易的中心城市与国内贸易的中心城市往往是分离的。明清政府为更好地管控对外贸易，尽量将对外贸易限制在“边缘地带”，如晚明的漳州月港、清前期的广州港。而从国内贸易看，苏州才是这一时期全国市场的中心城市。

研究显示，鸦片战争前，以长江、大运河和沿海三条主要水路为基础，中国已经形成了全国市场。在以畜力为主要动力的传统时代，水运比陆运具有大得多的优势。长途贸易基本上集中于三条主要水路，而江南地区处于三条水道的交汇处、处于全国水运网的中心，全国大多数地区都能够通过主要水道及其支系与江南地区进行贸易。加上江南内部密布的水运网络，使得江南的市场化程度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正是在此基础上，苏州成为全国市场的中心城市。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苏州在全国粮食贸易中的领导地位。鸦片战争前的两个世纪里，苏州与全国五个“经济巨区”之间的米价变化系数相关性颇为明显。苏州米价不仅影响区域市场的供求关系，也影响全国市场的供求关系。近代以来，苏州的中心地位依然延续了一段时间。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上海取代苏州，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上海对苏州地位的取代，其意义不仅仅是区域性的，还是全国性的。虽然战事使得上海与苏州的地位发生了颠倒，但上海能够保持这一地位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以丝茶为主的对外贸易。

进一步看，在有限开放的古代中国，帝国的商业贸易重心属于国内贸易；在逐步开放的近代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这一趋势重塑了中国乃至东亚的经济版图。伴随近代上海的发展，客观上，内贸中心与外贸中心相分离的状态也得到了改变，初步实现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大流通、大循环。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冯志阳）

栏目主编：王珍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题图说明：1868年洋泾浜汇入黄浦江处的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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