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靖：中美间的“新冷战”真不可避免吗

近来，中美“新冷战”成为舆论热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主席凯文·罗伯茨今年3月发表的《我们应该如何打赢对华新冷战》；另一篇是美国知名战略学者查理斯·库普乾今年 6月在《大西洋》期刊上发表的《一场或将比我们记得的那场（冷战）更为艰巨的新冷战》。

中美之间的“新冷战”真的像两位作者认定的那样“不可避免”吗？笔者对此不以为然。

冷战是一场全方位的零和对抗

所谓“冷战”，是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初美国和苏联之间进行的一场没有“热战”的全面对抗。它的发生和发展，有着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十分鲜明的特点。二战结束后，反帝反殖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席卷全球，而领导这些运动的往往是各国的共产党或民族主义左翼组织。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世界格局迅速分裂为以美国为首和以苏联为首的两大对抗阵营。“冷战”由此而生。

美苏冷战是一场此消彼长的全方位零和博弈。首先，双方在意识形态上针锋相对。一个要走资本主义“自由”之路，一个要走共产主义“民主”之路，旗帜鲜明，泾渭分明。第二，双方在军事安全上公开对抗。美苏各自组织了北大西洋公约联盟和华沙条约联盟，两大军事阵营互以打败对方为终极目标。第三，双方在经济上相互独立。在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美苏营造了完全不同、互不往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值得关注的是，在冷战期间，美国借助与苏联的强势对抗进行了两次大的“再造”。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至60年代。这期间新中国成立，美国受挫于朝鲜战争，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苏联咄咄逼人。在1956年华沙条约组织大使会议上，赫鲁晓夫公开表示要“埋葬资本主义”。1962年苏联更是将战略导弹部署到加勒比海的古巴。在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撕裂了社会，战后经济调整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平衡预算”政策使经济滑坡，至1958年已跌入衰退边缘。内外交困使得美国朝野普遍陷于焦虑与沮丧之中。

在此形势下，艾森豪威尔宣布苏联为“最根本的安全威胁”，进而制定了以“大规模（核）报复”为主要内容的“新面貌”战略。苏伊士运河危机后，更是明确表明美国不惜动用武力阻止苏联的扩张。这一“强硬”政策，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外缓解了与英法等国在非殖民化、中东以及经济等问题上的矛盾，对内有效地推动一系列“实用保守主义”的左倾政策。这些“实质上的社会主义”政策迫使大资本右翼保守势力向产业工人等弱势群体妥协让利，推动了美国社会向左转型与进步。同时，经济持续以5%的年均增长率快速发展，总产值从1958年的2.97万亿美元增长到1972年的5.38万亿美元。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大批中产阶级实现了有房有车的“美国梦”。同时，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为转折点，美国也在与苏联的对抗中获取了主动权。

第二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越南战争的失败、石油危机和美元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居高不下的通胀和失业率、反战运动引发的左翼人权运动等再次撕裂了美国社会。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也疲软不堪。而此时的苏联则大力扩充军备，不仅核武器和常规军备均超过美国，而且在国际事务中全面出击。1968年到1979年期间，尽管美苏两国关系进入“缓和”，但事实上苏联风头力压美国。

1981年里根总统执政后，摒弃了自尼克松以来与苏联的缓和政策，公开宣称苏联为“邪恶帝国”，开展和苏联的军备竞赛。在国内，里根通过减税、缩减社保福利预算、冻结最低工资、限制工会权力、公共事业私有化等政策，强势推动美国向右转。经济上则着力于大资本主导的“供给侧经济”，以扩大消费来推动美国经济发展。

随着美国社会“右进左退”的转型，美国经济也进入第二个高速发展期：里根主政8年期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6%，国民经济总产值从1980年的6.76万亿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9.39万亿美元。

美国在以上两个时期能够迅速扭转局面表明，美国政治体制有很强的纠偏能力。决定这个能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决策体制有效且其具有制度化的妥协机制。这个妥协机制在面临强大外敌时尤为敏感和高效。其结果是对外整合了与盟友的关系，对内克服了各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对美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进行整体调整，使美国能够率领联盟体系把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拧成一股绳，凝聚起来“遏制”苏联。

回顾历史，美国“赢得”的冷战并非是军事上的胜利，今天的俄乌冲突表明俄罗斯仍然能够和美国及其盟友进行军事上的对抗；冷战也不是政治胜利，因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崛起击碎了“历史终结”的幻觉，“华盛顿模式”没有一统天下。美国“赢得”冷战的根本原因，是在两大阵营的“零和”对抗中，把自己和盟友将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拧成一股绳，最终在经济上压垮了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通过“政治叙事”的构建夺得了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美国想把中国引入冷战框架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尽管一再声称美国“不与中国打冷战”，但却视中国为“最严峻”的威胁。为了打压中国，拜登政府不遗余力地在政治上拉帮结派，要“重振”针对中国的“有共同价值观的联盟”，在经济上以“去风险”为名“去中国化”，在军事上打造压制中国的“印太围堵圈”。显然，这套“全方位”的战略是在冷战思维指导下制定的，其目的就是要将中国带入其预设的冷战战略框架中。这也是西方舆论鼓噪中美“新冷战”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正如当年美苏冷战中的情形一样，美国也很难在政治和军事上压倒今天的中国。近来布林肯和沙利文都公开表示寻求与中国长期“和平共处”，但华盛顿的整体思路仍是下大力气企图像当年对付苏联一样在经济上压垮中国。正因如此，拜登政府在“竞赢”中国的各项政策中，力度最大、措施最狠、密集度最高的就是企图在经济上“去中国化”。所谓“脱钩”“去风险”，以至在高科技领域搞“小院高墙”，本质上都是想将中国经济排除在世界经济，或者至少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之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但在经济上阻碍中国的发展，而且——也是更为重要的——能够使美国及其盟友像当年遏制苏联那样，将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凝聚起来“全方位”地遏制中国。

中国不会落入美国预设圈套

今非昔比。由于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使得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友在经济上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个大格局下，美国及其盟友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纠结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博弈之中。一方面视中国为“最严峻的挑战者”（或“系统性对手”）而企图全力打压，进而推动一场此消彼长的“零和”对抗。然而，由于双方经济上（一时）难以逆转的相互依赖，又不能——其内部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坚决抵制——与中国“脱钩”，而是要“保持公平的经济交流”（以便能够继续赚钱），这在实质上是一场妥协双赢的“正和”博弈。换言之，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错位，是美国对内整合力量、对外拉帮结派打压中国的最大障碍，这个障碍使得美国难以像针对苏联那样将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凝聚在一起遏制中国。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绝不会被美国带节奏，陷入到其设定的“新冷战”战略圈套中。

首先，中国在意识形态上避免与美国搞泾渭分明的对抗。美国提出号称是“普世价值”——实质上是强加于人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而中国则注重共同利益，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包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在内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拒绝“颜色革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但不输出意识形态，也不强迫其他国家走和我们一样的道路。

其次，在经济方面，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坚持合作发展，互利共赢。毕竟经济全球化不是任何一个政府的战略或政策决定的，而是市场经济推动的结果。推动经济全球化根本动力，是市场经济对资源的最佳配置、生产的最高效率和利润的最大化的不懈追求。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美国要在经济上“去中国化”就是伪命题。不久前访问中国的美国财长耶伦坦言，在市场经济机制下，“（美国）与中国脱钩必将是灾难性的”。

可见，当年冷战中最基本的标志性现象——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针锋相对、军事上的阵营对抗、经济上的完全“脱钩”——在今天中美之间并不存在。声称中美之间的“新冷战不可避免”是美国在带节奏。如按照美国设定的节奏走，中美进入冷战状态，形成所谓“新冷战”，美国就能够像当年那样，把自身及其盟友体系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凝聚在一起打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