醇儒王元启的 人生“三为”

本文转自：嘉兴日报

■姜云青

清代中叶的嘉兴，就学术成就而言，新丰镇一商户家出生的王元启应该算是名列前茅者。张之洞的《书目答问》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王元启赫然在列。

王元启（1714—1786），字宋贤，号惺斋，又号祗平居士。从祖父与父亲那里，他接受了良好的儒学启蒙教育，清乾隆九年（1744）中举，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及第。从此开始其辗转各地而成就斐然的人生历练，践行了他一生特别崇拜的唐代大儒韩愈“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的做人原则。

王元启一生著述颇丰，尤其是他的次子秀才王尚绳编刊而成，最能反映他生平事迹与学术思想的《祗平居士集》。

对王元启先生稍作了解与探究之后，笔者感怀这位古代乡贤令人敬佩的一生。

简而言之，先生有以下“三为”可资后人借鉴。

一是为官。王元启38岁登进士第，于是年十一月出任福建将乐县知县。与许多翘首以待数年才补缺实职的进士相比，真是太幸运了。比如，同是新丰人的清官高以永，在中进士后苦苦等候了六年才上任的。

新官上任，王元启意气风发，希望迅速造福一方百姓。据翁方纲《署福建将乐县知县惺斋王君墓志铭》记载：

其厘讼狱，禁博塞，设十家牌，平盐价，立排粜之法，禁质库重利，疏浚沟渠，修筑桥梁道路，诸实政悉殚心力为之。

然而，他大大低估了利益受损的地方势力。接二连三的弹劾奏折进京，仅仅在任三个月的王元启被迫离职。书生意气的他从此绝意仕途。于是大清朝少了一位勤政爱民的清官，却多了一位学问卓然的“十主书院之任”教授与学术派“真儒”（翁方纲评语）。

二是为师。乾隆十七年（1752）。他罢官之后直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去世，34年间，王元启一直行走于各地书院讲学。先后任职过的书院有：福建将乐正音书院、延平书院、道南书院和仙游金石书院，河南卫辉崇本书院，山东兖州泺阳书院、曹州重华书院，福建邵武樵川书院、顺昌华阳书院。他72岁时，回浙江讲学于镇海鲲池书院，这是他任职的第十个书院，也是最后一个书院。于风烛残年，不倚仗为官经商的子孙颐养天年，仍醉心书院讲学，足见王元启对教书育人事业的执着追求。

事实上，若再算上王元启中举前在昆山汪氏家塾教学的七年，中举后在天津徐氏家讲学的两年，其毕生为师起码有四十三年。这样一位笃志于授业传徒的大先生，自然桃李满天下，其中不乏各界成功人士，更有官至一方的封疆大吏。这也实在是这些求学之人的大幸。

三是为学。王元启先生为学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38岁考中进士前侧重“圣贤之学”的学习，39岁罢官后则侧重“教人之用”的研究。当然学习离不开研究，同样，研究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前期为博取功名而孜孜以求于科举学业自不必细说，单论后期王元启先生教书育人的同时研究学问，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开创性的。

清代中期“立义必凭证据，援据以古为尚”的“乾嘉学派”历来享有盛誉，王元启就主要生活在考据学逐渐兴盛的乾隆时代。他在教学之余，对古代文献进行大量考据。王元启曾说：“仆所心服者，唯龙门（司马迁）、昌黎（韩愈）二家，明时归有光之文。”因此，其考据学成果首推《读韩记疑》与《史记正伪》。特别是前者，其长子，晚年做过西林县令的王尚珏言：

先子自幼诵法昌黎，编摹五十余年，随时考订，注记书额，功力最为专久。

其他如《周易讲义》《四书讲义》《汉书正讹》及《读欧记疑》等，多为后人尊崇采用，对我国古文献整理作出了重要贡献。至今，王元启先生的很多著作，依然是高校学生撰写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

这里不能不提的是王元启先生的另一重要学术著作《句股衍》。这是一本研究古代算术而又有“别创”“独绝”的数学著作。后人评此书“几欲驾梅文鼎（清初学者梅文鼎有‘中国的牛顿’之誉）而上之，为算术中不可少之书”，《清史稿》也对此有较大篇幅介绍。万分可惜的是，此已失传，让人心有戚戚焉。

晚年的王元启尝曰：“我无他长，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而已。”早春二月，在王元启先生后人曾长期居住的新丰镇镇北村，站在和尚浜侧纪念牌前，不能不感慨好学深思的先生：“家学渊源侵醇儒，为官三月诀仕途。卅载辗转十书院，教学相长一名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