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咧两晋（增七）王敦叛乱兵败身死，其兄王导为何仍受皇帝重用？

永嘉之乱后五胡乱华，西晋在北方边境少数民族的入侵下失去了半壁江山，不得不衣冠南渡到江南，建立了偏安一隅的东晋政权。东晋政权是琅琊王氏的王导和王敦兄弟，拥立晋元帝司马睿而建立的。建立初期司马睿将朝廷大权完全交给王氏兄弟掌管，可谓是权倾朝野，因此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王家掌权后王敦作为大将军，掌握了东晋的兵权，成为朝廷中央军权最重的人。但他野心勃勃，居然开始觊觎皇位，出兵攻占建康，威逼晋元帝司马睿，掀起了东晋建国后的第一次兵乱，史称王敦之乱。

由于作为丞相的王导带领琅琊王氏家族出面干涉，导致王敦无法篡夺司马睿的皇帝位，使王敦第一次作乱未能得逞。司马睿因为受到王敦的威胁，使得诏令不出宫门，最终忧愤而死。晋明帝司马绍即位后，司马绍面对“王敦专制，内外危逼”的局面，命郗鉴以兖州刺史之职镇守合肥，欲以其为外援对抗王敦。王敦却扣留了入朝途中的郗鉴，并开始计划第二次篡位。司马绍面对王敦的步步紧逼，在建康组织防御，并调遣各地军镇将领入卫建康，阻止王敦的阴谋。由于王敦突然病死，这场兵乱便以失败而告终，他的残部也在乱军中被消灭。

总结这场兵乱的前因后果，很明显是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国初期过于依赖琅琊王氏的势力，将朝政大权和国家兵权都委托给王导和王敦兄弟，这才导致了自己大权旁落，诱发了王敦之乱。虽然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王导带领琅琊王氏的子弟在阻止王敦篡位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个门阀士族对于东晋的大罪却是无法否认的。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叛乱平息后，司马绍并没有追究王导和琅琊王氏的罪责，反而依旧倚重王导，让他继续在朝廷担任要职。司马绍临终时，甚至将王导任命为晋成帝司马衍的辅政大臣，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从道理上来讲，司马绍即位后对待王导的态度是非常让人诧异的，也是不太符合一般君主对待叛臣家属的管理。当时王敦发动叛乱逼迫司马睿，导致司马睿忧愤而死，这对于琅琊王氏可以说是带来巨大的灾难。如果说司马绍即位初期，善待王导和琅琊王氏，保留王氏在朝廷中的大权，是为了避免过度刺激兵临城下的王敦，那么在王敦兵败身亡后，司马绍继续善待王导，就让人非常难以理解了。从古代君王处置叛乱的逻辑来看，王敦叛军败亡后，他的家族肯定是要受到牵连的。王导作为琅琊王氏领袖，王敦的兄弟，罪责上肯定是首当其冲的。

可是司马绍不但没有追究王导和琅琊王氏的罪责，反而依然重用王导，琅琊王氏仍然是掌控东晋朝廷大权的门阀士族之一，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司马绍继续信任王导，依然给他那么大的权力，甚至不防范琅琊王氏的人再次起兵篡位呢？这个问题很多学者们都有过自己的见解，大家说法不一。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司马昭之所以依然信任琅琊王氏，重用王导为朝廷重臣，主要原因还是为了维持朝廷政治格局的平衡。因为西晋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造成了东晋皇室的孱弱，使他不得不采取这种妥协办法来维持皇权。

在东晋建立初期，晋朝皇室司马氏本身控制的军力是非常弱的。一方面因为八王之乱，使得大量司马氏的势力在内乱中被消耗。另一方面因为永嘉之乱和五胡乱华，司马氏再次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司马氏起于河内，主要的力量在北方，这些乱军正好在黄河以北发生，所以受到最惨重代价的便是司马氏本家。反而在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因为远离乱局的核心，所以保留了地方上门阀士族的主要力量。衣冠南渡后，王导和王敦兄弟率领琅琊王氏拥立司马睿为皇帝，拉开了东晋政权的序幕，也开启了偏安江南的战略态势。

这种战略态势的出现，实际上并不是司马氏自己的能力，而是衣冠南渡的门阀士族和各地的军镇将领联合形成的。以祖逖、陶侃、苏峻等为代表的地方军镇势力顶住了南侵的北方少数民族军队，这才让司马氏能够偏安江南。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门阀士族南下，压制了江南各家士族的势力，这才让司马睿坐稳了江山皇位。所以王导和王敦兄弟扶持了司马睿，掌控了朝廷大权，才成就了东晋的半壁江山，“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便是来源于此。琅琊王氏一家独大造成的危机，虽然因王敦被灭而结束，但是司马氏依旧不具备控制江南局势的能力。

司马绍平定王敦之乱后，他急需解决了是朝廷中的权力分配问题，这关系到他的皇位稳固。当时参与平定王敦的地方军镇势力极多，朝廷中也有很多门阀势力在这场兵乱中立功，都是需要他用官职和权力来支付报酬的。在司马氏势弱的背景下，如果司马绍处理不好，很可能压下王氏，却来了个新的门阀士族，最终司马氏依旧是面对大权旁落的格局。从当时政治格局来看，外地军镇中以苏峻的野心最大，建康各大门阀中以外戚庾亮家族势力最大，而丹阳尹温峤作为司马绍的心腹也是需要重用的，所以司马绍需要一个自己能掌控的朝廷。

中国古代的皇帝在弱势的时候利用政治规则主导朝政是很有经验的，他们发明了最早的政治平衡策略。也就是说利用朝廷各大势力都在争夺皇权的特殊地位，在朝廷中营造互相制衡的政治格局，并利用这种危机和平衡来主导政治的发展方向。司马绍也就采取了这种策略来应对当时的情况，王导和琅琊王氏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从史书记载来分析，庾亮作为司马绍皇后庾文君哥哥，在东晋的门阀士族中有着特殊的地位。颍川庾氏本就是不输于琅琊王氏的大门阀，家族子女成为皇后，这给家族权倾朝野带来了最佳的机会。

东晋建立之初，颍川庾氏因为晚了一步拥立司马睿，所以没法与琅琊王氏分庭抗礼，没能成为东晋的第一大门阀。王敦之乱被平定后，庾亮既是参与平乱的功臣，又是皇后的哥哥，自然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有着先手。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接管王敦败亡后留下的权力空白，排挤受到王敦牵连的琅琊王氏，成为新的东晋朝廷第一门阀。但这种情况并不是司马绍想要的，他可不想压下了琅琊王氏，再来一个颍川庾氏，这样司马氏就永远只能当门阀士族的傀儡皇帝了。所以从政治上司马绍需要有人制衡颍川庾氏，而琅琊王氏则是最好的选择。

琅琊王氏虽然因为王敦的败亡而势力大幅度受挫，但是在当时也是数一数二的大门阀。琅琊王氏失去了王敦在军事上的支持，无法直接挑战皇权，这更加让司马绍放心。王氏兄弟当政期间广结善缘，与很多门阀士族关系都很好，比如名臣郗鉴、名将陶侃都是与王氏有着密切来往的。尤其是郗鉴，他在朝廷内外声望卓著，是司马绍倚为重臣的存在。一方面他在衣冠南渡时，带领流民军队在兖州顶住了徐龛和石勒两军的侵略，成为东晋北方的屏障，在南下军队中声望极高。另一方面，他文学和书法造诣很好，政绩卓著，而且是王羲之的老丈人。

因为有着政治上的广泛利益网络，琅琊王氏在朝廷中并不缺少权势，只是军事上因为王敦败亡而有所削弱。因为琅琊王氏在这次叛乱中是负有罪责的，所以反而是司马绍最好控制的。他只需要和王导达成默契，保证琅琊王氏剩下的既得利益，王导就能帮他制衡颍川庾氏，使皇权不至于再次旁落。王导也不希望颍川庾氏坐大，因为这直接威胁到琅琊王氏的权力。可以说司马绍把自己作为最轻的砝码，用四两拨千斤的手法，便平衡了两大家族的利益。不论是王导，还是庾亮，只要他们爆发野心，司马绍只需要支持对方，就能主导政治形势的发展。

王导不但能在朝廷内部制衡庾亮，在朝廷以外的军镇势力中也能制衡苏峻。苏峻是平定王敦之乱的大功臣，在军事上的功绩最重，但也是最野心勃勃的。但苏峻有个很大的弱点，他不是大家族出身，而是以单家身份在纷乱之际聚众起兵的将领。没有大家族则没有根基，想要在东晋建立自己的势力，必须要大家族支持，否则军队的各方面的资源就没有保障。王导曾经长时间担任宰相，在各大家族中声望极高，能够一呼百应。苏峻想要实现野心，免不了和这些大家族打交道，王导能从釜底抽薪上遏制苏峻的战争资源。

因此，重用王导是司马绍一步绝妙的落子，从对内和对外两个方向形成政治制衡，稳定了当时东晋的政治局势。在司马氏本身力量还弱小的时候，司马绍重用王导，以最小的力量换取了皇权最稳定的位置。而王导因为琅琊王氏势力的衰弱，又不得不借助于司马氏的正统名义，才能继续做东晋门阀的首领。双方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在政治上形成了盟友关系。司马绍去世时司马衍还小，为了避免庾亮玩外戚专权那一套，司马绍肯定要给儿子留个能够遏制庾亮的大臣。在当时的大臣中，王导也是最佳的选择，所以他也成了辅政大臣之一。

总的来说，东晋的皇帝大多庸碌无为，朝廷大权掌控在各大门阀士族手里，皇帝长时间成为门阀士族的傀儡。而司马绍是少有的英明的，能够通过政治手段遏制门阀士族的权力扩张，主导国家朝政发展方向的皇帝。王导作为东晋最为优秀的宰相，在这方面也看出了司马绍的意图，所以两人互相配合，形成了东晋百余年来少有的政治稳定期。可惜的是司马绍寿命太短，年仅二十七岁便病逝了。虽然王导辅佐司马衍将这个稳定期延续下来，但中间也有苏峻之乱的波折。等王导去世后，政治稳定期结束，东晋朝廷彻底沦为各大门阀士族争权夺利的擂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