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年间贪腐链的全景揭秘

官吏贪污，是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下的痼疾之一。整个明代这一现象一直存在，且日益发展。到万历至天启时期它已十分严重，进入崇祯年间，则更加厉害。官吏升迁，全凭贿赂。

时人李清在论说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货贿之风”严重状况时举例说：一监司以五千金营边抚，疑其俸浅，又益二千金，卒得之。一部郎谋浙海道，议者云“须五千’,作事者靳之，仅许三千金；虽先献半，竟得一守而去。令之俸足者得礼曹亦必二千，兵曹亦必千金。有营之铨曹，为出一缺，而大力复攫去，绝无无翼而飞者。”办理其他公务，也离不开贿赂。如部队到京城“请饷，须常例，凡发万金，例扣三千，故长安有饷不出京之谣”。“其他外官常例”,同样不可少，其名目“不胜枚举”。部队里的军官，靠“虚冒”来贪污。“虚冒者，无其人，诸将及勋戚、奄寺、豪强，以苍头冒选锋壮丁，月支厚饷”。

据记载，崇祯末年，京营的名簿上有士兵十一万多，而实际上，“半死者，余冒伍”。“吃空额”仍是军官贪污的重要办法。崇祯十六年三月，翰林院检讨汪伟上言：“臣按南京营兵，旧称十万有余，今大教场存者只六千三百，小教场存兵九千一百，新江口五千六百，总不过三万…乃兵亏而饷不减。兵数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但军饷却维持原额不变，很清楚，多出的部分都被军官中饱私囊了。

崇祯年间出了不少大贪污犯，如崇祯十七年二月，“御史李瑞和劾两淮巡盐御史冯垣登匿课七万八千金有奇”。在官吏的影响下，经办公务的吏役也都寻找机会，贪污中饱。崇祯十四年十一月，丰城侯李开先的一段话就揭露了这种状况，他说：“赋役全书设，而往往拖欠，何也？浙直之弊，半在奸胥。问百姓则年纳一年，少分毫犹加鞭扑，奸胥侵渔，任其影射，重累百姓。一遇赦除，则百姓不沾，奸胥饱腹。虽计部参罚，司牧降谪，犹不能穷。盖头绪多端，条鞭外有辽饷，辽饷外有练饷(按：练饷情况详下)。至各省修城置器，并无他出，亦不过派之田亩。一限不宽，二限继行。吏书借为生涯，差役因之营活。”

因为贪风太盛，使得某些个人企图独自成为清廉君子竟无可能。

崇祯元年，吏科给事中韩一良所上奏疏说：“皇上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一语。然今之世局，何处非用钱之地；今之世人，又何官非爱钱之人。皇上亦知文官不得不爱钱乎？何者？彼原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臣所闻见，一督抚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缺，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缺，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诸臣言蠹民者，俱归咎守令之不廉。然州县亦安得廉？俸薪几何？上司票取，不曰无碍官银，则曰未完抵赎。冲途过客，动有书仪，多则十金以上，少则十金以下。欲结心知，不在此例，岁送不知几许。至巡按荐谢每百金，旁荐五十金，其例也。近且浮于例。遇考满朝觐，或费至三四千金。夫此金非天降，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科道人号为开市，臣两月内辞书仪可五百余金，臣寡交犹然，余可推矣。今日之势，欲求人之独为君子，已必不能！”

崇祯年间贪污受贿的问题发展到如此程度，真可以说是病入膏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