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佗：南越王国的建立者

应运而起的南越王

有关赵佗入越的确切年份，学界未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此次军事征服的过程十分艰辛。相较于灭楚，秦对岭南的军事行动显得旷日持久且损耗巨大。从《淮南子人间训》的记载看，秦南征百越的兵力是五十万，却遭到越人的顽强抵抗，以至于“三年不解甲驰弩”在将领屠雎战死沙场后，又使赵佗将卒戍越，“与越杂处十三岁”。直到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才平定南越，设置了南海三郡。汉人严安在总结秦朝短命的原因时就提到了“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汉书？严安传》）。长期大规模的开疆拓土导致了民怨沸腾，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征服南越的不易。

在成功征服岭南后，赵佗并没有班师回朝，而是凭借军功就地担任了龙川（今广东龙川）的县令。与“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汉书？晁错传》）的情况相比，龙川令的职位似乎也不算低了。但对这样的安排，赵佗并不感到满意。

赵佗的生卒年份一直是个未解之谜。历经秦汉两朝，有记载其年逾百岁，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质疑。但不管怎样，赵佗在攻越时年纪不会太大。当时他大概在二十岁上下，被任命为尉的军职，并可以直接给秦王上书。年轻的赵佗无疑是有抱负的，但在边远的岭南任职却可能让他的雄心破灭。这从后来他与陆贾的对话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在陆贾第一次出使南越时，赵佗曾问到自己与汉髙祖谁更贤能。当得到高祖功业远超自己的答案后，赵佗便大笑说：“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汉书？陆贾侍》）

再看新征服地区的情况。当时岭南的政治制度明显落后于中原地区，“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馀靡之地，缚娄、阳禺、骝兜之国，多无君”（《吕氏春秋？恃君览》），“粤人之俗，好相攻击”（《汉书？高帝纪）大致来说，南越正处在杂乱无序、相互争斗的原始社会末期，如“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汉书？贾捐之件这样的描述不免夸张或失实，但越人的习俗比较落后应没有问题再加上“南方暑湿，近夏痒热，暴露水居，蝮蛇蟒虫，疾疠皆作”（《汉书？严助侍），如此荒蛮的印象就深深种植在中原人民的脑海之中，以至于“扬粤之地……秦民见行，如往弃市”（《汉书？晁鎌侍）。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要求以赵佗为代表的秦军官兵对秦朝有多深感情。相反，从中原地区被派往偏远荒蛮的南越，他们的内心还可能充满怨恨。赵佗的上司任嚣就是一个例证。司马迁认为，“尉佗之王，本由任嚣”。在秦末大乱时，任嚣本来是想自己称王的，但命运却没有给他大展宏图的机会。任嚣因身染重病，故只能密召赵佗，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从其计划的缜密程度也可看出，割据岭南是蓄谋己久的计划。

而赵佗也没有辜负任嚣的期望，在其死后，立刻传檄命令横浦、阳山、湟谿三关“绝道聚兵自守”。在闭关自守时，赵佗还打出防盗兵的旗号，思虑可谓周全。与此同时，他还有条不紊地铲除异己，培植自己的党羽。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实施时，并未引起武装冲突，而是阴寻官员的违法之处，再利用法律正面解决，从而避免了人心惶惶。在群雄逐鹿中原之际，赵佗隔岸观火，按兵不动，等到确认秦灭亡后，赵佗抓准时机，立刻出兵击桂林、象郡，并自立为王。毫不夸张地说，赵佗有着相当灵活的政治手腕和很高的政治敏感度。

蛮夷与华夏的双重身份

赵佗祖籍燕赵，本为通文达礼的“中国人”，但在与越杂处七十馀年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要入乡随俗，受到当地文化风俗的影响。这就赋予了赵佗华夏和蛮夷的双重身份，使他能够在不同的情境中强调某一种身份来获取利益。

在接见汉朝使者陆贾时，赵佗“魃结箕倨”（《汉书陆贾传》），一幅不知礼节的蛮夷形象。其实这里存在着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秦朝打断了岭南地区原有的发展轨迹，通过暴力手段直接将其纳入“中国”的版图。当地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却无法在短期内改变。尽管南越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模糊汉越之间的边界，但到了武帝时期，南越相吕嘉在叛乱时还是强调“太后，中国人也，又与使者乱，专欲内属”。可见在当时的岭南地区，“中国人”仍是一种十分敏感的身份，越人对此多有心理隔阂。

赵佗并没有逐鹿中原的野心，他所想的只是固守南越地，巩固属于自己的政权。因此，赵佗在接见陆贾时展示出的蛮夷文化特征，一方面是为了与汉保持距离，另一方面也是在向南越地区的人民强调新的族群认同，维护彼此共同的利益。这个族群不单单指南越土著，而是所有定居在这片土地上包含当地人和谪戍迁徙来的中原人所共同构成的。作为这一新族群的首领，赵佗必须找准自己的定位，调和各方关系，照顾各方利益。在来自故土的使者面前宣示自己如今所在的族群特征，这有利于拉近与当地人的距离，消除他们被外族人统治的抵触心理。

同样，赵佗在给文帝上书时，自称“蛮夷大长老”也是出于上述目的。这一点与西周时期楚国的国君熊渠有些相像。熊渠趁周王室衰微之际，拓疆扩土，楚国实力显著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熊渠曾发出“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的豪言壮语。在华夏语境中带有卑贱含义的“蛮夷”，成为与中原拉开距离，建立并保持族群边界的特定族称。赵佗和熊渠并不会对“蛮夷”这一身份感到自卑，相反，他们会为自己能够创造一个与华里平等却又互不相厲的族群而感到骄傲。与熊渠不同的是，赵佗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蛮夷”，他试图割裂的身份实际己经在他身上打上了无法磨灭的烙印。与越人“人如禽兽，长幼无别”有着根本差别的，是赵佗内心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

赵佗的历史地位

赵佗在秦朝带兵攻打岭南，成功将该地区纳入中国版图。在秦末大乱时，能及时控制住岭南地区的局势，维护了秦拓》的成果；在汉朝一统天下后，与中原基本维持着良好的互动，使南越对于“中国”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向心力，为岭南融入中华文明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秦汉四百多年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与巩固的关键时期，赵佗的传奇人生就参与并见证了它的初始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