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帝在文化与外交方面有哪些作为

朱翊钧，即明神宗、万历帝，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年号万历，在位共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是明穆宗朱载坖第三子，生母是孝定太后李氏。

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被立为皇太子。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驾崩，十岁的朱翊钧即位。明神宗在位之初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张居正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1592年—1600年)间主持了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明朝疆土，但也耗费了大量帑银。明神宗执政后期，28年不上朝，而王朝依旧可以运行如常。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庙号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葬十三陵之定陵。

为政举措

文化

改革学校

学校为养士基地，“人才所系”。为了培养新的人才，万历二年(1574年)，神宗命令吏部严格选用提学官。次年三月，张居正进呈《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提出选用提学官和整顿学校的十八条方案。神宗以为“深切时弊”，下诏命“各官着实遵行”，并大量裁减府、州、县学的学生数。在明代，“科举必由学校”。人口不断增加，学校招生人数反而减少，不但与社会发展大势背道而驰，对于那些追求功名利禄者更是当头一棒。明神宗还根据张居正的建议，诏毁天下书院，迫害士人，实行文化专制。这些都是倒退行为，所以，一开始就遭到激烈反对，难以贯彻执行。张居正本人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大邑士子多怨之，或谓他“千虑一失，在汰郡县诸生”，成为后来惨败的祸根之一。

外交

西书七千部

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播基督教，使得中西之间文化上得到交流。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601年1月25日)，利玛窦觐见了朱翊钧。向朱翊钧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他的信任。利玛窦还把封面烫金、装订精美的地图集《地球大观》送给他，告诉他，从这部地图集上，可以看到他从西方来到中国途经的路径。

同年，朱翊钧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之后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编撰新书，包括以中文写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这当中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影响最大的是主持西书七千部翻译运动的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

除利玛窦外，明末来中国的著名传教士还有意大利人熊三拔、艾儒略，日耳曼人汤若望，瑞士人邓玉函，西班牙人庞迪我等。

这些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的少数先进分子，起了一种唤醒的作用。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传教士把在中国所经历的写到西方去，引起西方巨大的反响，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俄交流：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9月1日，俄国彼德林使团到达北京，由于未带供品，也无国书，万历皇帝没有接见他们，但明朝政府仍旧热忱的接待了他们并允许他们在中国进行贸易。使团在北京停留了一个多月，于10月11日离开返回俄国，带回了一份万历皇帝的回信。

中英交流：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时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使者约翰·纽伯莱带给明朝万历皇帝，信中表达了英中两国更好开展贸易往来的愿望。可惜的是，约翰·纽伯莱在途中遭遇不幸，虽然信件没有丢失，但却成了伊丽莎白一世的终身遗憾。此后，信件被英国国家博物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