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匪出身的张士诚是如何发迹，成为起义领袖的？

在传统的中国历史材料中，盗匪一词(“贼”、“匪”、“寇”，等等)适用于任何蔑弃合法政权的人，从小偷小抢到大的群众叛乱的领袖和追随者都用得上这个词，甚至也用于未成功之前的开国之君身上。可是，我们在这里更多地是按照西方的惯常意义来使用“盗匪”字眼的，它意指破坏法律的分子，即拉帮结伙搞抢劫、走私和海盗行为的人。上面已经着重指岀，这种盗匪在社会到处都有；某些人可能攻占省会或长期占领县城。但是，只有两位领袖是盗匪岀身而变成了在“群雄”割据时代，逐鹿国家政权的赫赫人物。这个群雄割据时代约有十来年之久，直到朱元璋在1368年总揽帝国权力时为止。

张士诚极为重要。他令人瞩目的生平完全值得予以充分的研究，可惜现代历史学家还没有写出这种著作来。张士诚原是江苏北部沿海地区自驹场商镇(钱谦益等人说“在泰州”上的船工；这里是产海盐的政府专卖盐场。这种盐经由内陆水路运往扬州泰州和此地区的其他城市，再从这些地方由特许证持有者提货而向政府交税，然后把盐再分往被指定的市场地带；未经登记的盐由走私贩子卖绐不缴税而非法私售的商人们。1329年是一个有全面数字的一年，那时江苏北部的26个盐场(两淮盐场)生产了全国盐产总量的40%，因此它挣得了帝国总税收的1/3。因此，政府在这个地方有重大的利害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有重兵防守的原因。

但是，由于政府的控制在元朝末年日益不支，盐产的利润成了一些人剧烈竞争的目标，其中有贪官污吏、盗窃成性的商人、偷盗者运输工人中的走私者，以及普通的盗匪。盐的运输是一种高度有组织的活动但秘密的帮伙长期在它里面起着大部分作用；走私的盐经常和纳了税的与受控制的盐同载一船。张士诚就是这样的出身，一个以干犯法纪和讲哥们义气来谋利的人。

张士诚在年轻的时候就作为一个身体强壮、脾气暴躁、武艺高强、交友大方的流氓而闻名，在一个强有力的个人关系可以非法地发挥作用的环境中，这些特点对他很有用。他和他的三个弟弟经常被富商所欺骗：他们给了这些商人以私盐，但又受到他们私人卫队的欺凌。1353年当张士诚32岁的时候，他突然以暴力报复了一个主要折磨他的人，杀了一个卫兵，放一把火烧光了整整一个聚居地。然后他带着弟弟和只有18条年轻的好汉的团伙逃到邻县一个窝藏处，然后召募了一批党徒，把他的领导方面的聪明才智用于搞有组织的盗匪活动。

根据撰写他早年的传记作者，张士诚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募集了万余随从；他带领他们劫掠了泰州和这个地区的其他的一些城市。元政府经过微弱的抵抗便给了他以赦免和官职；这是他们这几十年内应付这种危机的标准做法。张士诚这时的行为是一种特有的型式，他将循此走完他生活的历程。他戏弄朝廷的颁赐，这一次与许多次情况一样，他也似乎准备接受封赏，然后杀死了衔命而来的使臣，以后又走着自己的道路。

到了1353年底，他攻占了扬州以北25英里处的重要府城高邮，因此他就橫跨运河两岸，能够拦截粮米和其他供应物品这是关于一个人的历史的简单化了的叙述；它在其他方面揭示了与以下几类人的联系：各种走私集团；不满意政府剥削并力图报复的盐工帮伙；已经接受官方任命的原来的盗匪；与腐败的盐业垄断制度沾边的富商大贾之家。

就那个地方和那个时候来说，所有这一切的相互作用都是司空见惯的张士诚经历之不同寻常的地方是他有不同凡响的抱负。他一旦确保占有了高邮就自称大周王朝的诚王，从1354年起改元天佑。他开始任命一整套文武百官，以做一个井底蛙的皇帝而沾沾自喜。湖北的南方红巾军领袖徐寿辉已在51年称帝，国号天完。

除此之外，早在1341年北方红巾军的领袖们也宣称，他们的傀儡韩林儿是赵宋的后裔，但是直到1355年才宣布复辟宋室。这两种红巾军运动都有大量的群众的支持。张士诚的建国称制，土地既小，人口又少。他在当时的叛乱分子当中是很独特的1354年夏，蒙古军队从该地区的防守重镇扬州岀发，想把他赶走。蒙军没有完成任务，朝廷马上以更加优越的条件给予他赦免，并给以更大的官职和更显赫的爵位。这一次张土诚又玩起游戏来了：他先接待了使臣贵宾，把他们滞留下来好像有待于深长考虑，最后又残酷地杀害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