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移民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价值

明清时期武陵地区在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过程中，移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帮助中央王朝稳定了当地统治秩序，使其保持对中央政权的归附，在一定条件成熟后，直接促成了当地改土归流，使其形成与内地州县相同的政治格局。在经济领域，他们在当地引进高产农作物、更新生产技术，发掘当地物产的商业价值，加强了武陵与外部区域的经济联系。文化上，移民以示范引导的方式改变了当地的信仰结构、文化氛围，逐渐建立与内地一体化的文化结构。

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以及清中期，在中国大地上先后兴起三次移民浪潮，南方地区流行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北方地区流行的“山西大槐树”等移民传说都缘起于这段历史时期。三次移民浪潮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尤其是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他们重新型塑了当地的政治社会结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武陵地区地处今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交界处，在中国古代一直是中原地区深入西南腹地的交通要道，这里也生活着以今天土家、苗、仡佬等为代表的众多少数民族人群。明清时期三次移民浪潮，在当地起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作用尤为明显，当时有大量外地民众迁入该地区，改变了当地政治体制、经济生产方式、文化理念等，使当地逐渐融入到中华民族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当中。

一、政治的一体化

明清以前，中央王朝对武陵地区多实行羁縻之制，管控比较宽松，至元代开始实行土司制度，即在当地设立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等机构，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宣慰使、宣抚使等职务，代表中央对当地进行治理和统治，初步建立起当地与中央王朝相较以前更加紧密的政治联系。进入明代，明将这种土司制度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进一步加强了对当地的管控。如要求土司获封职务后必须本人亲自入京朝贡，向中央缴纳财税，跟随中央王朝进行军事行动，等等。总之，相较元对土司以及土司所在地控制，明更加严紧。进入清，前期继承明的土司治理体系，仍实行土司制度。到清中期雍正年间，由于土司制度的弊端愈益暴露，清在当地进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进行直接治理，实现了其与内地治理等同的政治治理模式，基本完成了政治一体化。

回顾武陵地区在明清时期政治一体化的演变历程中，移民在其中充当了控御土司以及为改土归流奠定群众基础的作用。

元末明初，武陵地区的少数民族土司先后向明廷表示归附，但考虑到这些土司在元代不时发动叛乱，为维护和巩固明廷统治，明廷在武陵地区先后设置了以施州卫、大田千户所、黔江千户所等为代表的军事卫所，如黔江千户所，乾隆《酉阳州志》记载：“设正千户一员，副千户一员，管领百户五员，调设官兵一千二百一十六名，以六百八名为守军，六百八名为屯军。”黔江千户所有效控御了周边的酉阳、散毛等土司，使其对中央政权表示臣服，而黔江千户所的军士基本来自外地，即外地移民，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以黔江千户所为代表的外地军事移民，强制了武陵地区少数民族土司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增强了其与内地联系的紧密程度。

清中期，雍正十二年（1734）五月，四川总督黄廷桂、巡抚鄂昌向雍正皇帝奏言：“查酉阳司属地方与楚黔接壤，风俗情形与内地无异，土民等苦其虐累，久已离心，颙望改归，如出汤火，请改土归流以顺民情而振声势。”改土归流是清中期一项重大的历史事件，推动了清廷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统治。关于改土归流的原因，学界多有论述，其中一种观点即认为，改土归流能够进行，主要得益于“条件成熟”。这里，黄廷桂、鄂昌的奏言其实就揭示了这种历史联系。“风俗情形与内地无异”，便是这种“成熟的条件”。而酉阳“风俗情形”能够“与内地无异”，除了“与楚黔接壤”，其实与迁入本地的外地移民有一定关系。

清同治《冉氏家谱》记载：“时胜国遗老多有间关入酉者，公（冉奇镳）投辖邀留，殆无虚夕。”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亦记载：“康熙初年，胜国遗民多有流寓在酉者，涵（冉永涵，酉阳宣慰使冉奇镳的庶长子）投辖挽留，宾主极一时之胜。”两段记载从官私两种立场均证明了当时有大量外地移民进入酉阳。据记载，有相当一部分移民后来选择了在酉阳定居，如武隆《陈氏宗亲族谱》载：“明末张献忠入川，奉庆公携眷避居酉阳，生凤、环两公。两公及长，奉庆公谢世，葬酉阳先王里水田坝。”以陈氏为代表的移民在酉阳等地定居后，不可避免会将原生活地的风俗文化、政治理念等传播到移居所在地，潜移默化中对当地居民产生影响，于是才有黄廷桂、鄂昌奏言中的酉阳“风俗情形与内地无异”的情形，继而清廷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土归流，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外地移民为清改土归流、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实现政治一体化提供了群众基础。

二、经济的一体化

武陵地区传统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刀耕火种”“水耕火褥”，生产效率极低。手工业和商业亦不发达。但移民进入后，这种情形开始发生变化。

乾隆《沅州府志》记载：“（苞谷）楚中遍艺之，……，争种以代米”。《辰州府志》记载：“（番薯）耐旱……易生，一岁两熟，今辰亦知种之。”乾隆《石柱厅志》载：“（石柱）山多树，流寓刊之，种包谷。”这里可以看到，以苞谷（即玉米）、番薯等为代表的高产农作物在武陵地区广泛种植，而且乾隆《石柱厅志》“流寓刊之，种包谷”点出了它们的来源，即由移民带来。高产农作物的种植，使武陵地区与内地有了相同的农业种植结构。

除了高产农作物，明清武陵地区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亦伴随移民的进入出现革新，逐渐与内地等同。传统武陵地区农业耕作多使用石木工具，铁制农具只在部分地区使用，而且许多地区靠人力耕垦，“不服牛犁”。但随着移民进入，武陵地区“所使农具铁器亦同内地各处”，汉族地区的“农器诸类”，武陵地区“悉俱”。牛耕也普遍得以推广，“高低田地，皆用牛耕”，“民间全恃牛力”。

在商业上，移民也大大加强了武陵地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以往，由于武陵闭塞一隅，很多土特产的商业价值被掩盖，但随着移民的到来，武陵越来越多的土特产品种逐渐走出武陵，实现了商品价值的转换。如光绪《秀山县志》记载：“（秀山）药有厚朴、黄柏、茯苓……，而厚朴、黄柏岁货数百金，八面山产杜仲，至万斤，土氓莫知，有吴贾行山下，见樵以斧斯木，面恶其绵，佯言此恶木，问所生处则簇根弥崖，因以四万钱买山，获收百倍其利。”这里既记载了厚朴、黄柏等药用植物每年交易获利数百金，同时，亦点出原来“杜仲”的商业价值并未为当地人所知，是流转至此的吴贾发现，进而投入市场，“获收百倍其利”。可以说，移民的进入大大带动了武陵商业的发展。

在广泛的商业贸易中，商业市镇在武陵各地亦开始涌现。《四川省武隆县地名录》记载：“桐梓，原名桐子。传说三百多年前，因境内盛产桐子且质量好而得名桐子山。清时外籍客家来此落业，康熙年间在此设场开商。传说，场为王、龙、赵三姓所建，初起名安福场，因不习惯仍依地名命名。”武隆《傅氏族谱》记载：“祖传，位于杨家井以南大约两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个方圆上百亩地的小平坝。古代有一条从中嘴场向贵州丁石坝主要运输食盐的人力运输古道从小平坝旁经过。小平坝位于这条古道的中间地带，是这个人力运输队在此落脚休息的绝佳位置。芝贤公之第三子国笙公落业后，人丁兴旺，事业发达。为更好发展傅氏经济，大约在雍正年间，由我傅氏家族发起并出巨资在古道旁的小平坝上建起了一座占地几十亩的乡村交易市场。该市场设有商铺、客栈和畜牧交易市场。傅氏家族为感谢资助和建造市场的有功人员，就在市场旁竖立起一座高八尺、宽四尺、厚一尺的宏大功德大石碑（称垛子）。后来，当地人将竖立石碑地取名垛子坪。畜牧交易市场以生猪交易为主，该市场得名于猪市坝。畜牧交易市场旁边有一条冲沟，由于畜牧市场的猪粪长期倾倒在冲沟内，人们便将冲沟取名阿屎沟。垛子坪、猪市坝和阿屎沟，被人们作为小地名沿用至今。”以上无论是桐梓还是垛子坪，均显示武陵地区商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而且也彰显出移民对其的影响。桐梓、垛子坪或本为移民迁居生活地，或为移民家族进行开发，无论何种方式，均表明移民对其建立发挥了推动作用。移民以商业贸易的方式，将武陵与内地州县紧紧联系在一起。

三、文化的一体化

清严如煜《苗防备览》记载：“（铜仁省溪、提溪、乌罗、平头四土司）士知向学，弦诵不绝，生聚教训，尚取古法。兼之舟楫可通，商旅所集，风景犹类中州”。同治《永顺县志》记载：“（永顺）自设府分县以来，……诵读之声不辍，应试士子不下千有余名，人文几同内地。”两段记载均表明武陵地区在文化上与内地逐渐一体化，“风景犹类中州”“人文几同内地”是最精准的概括。

武陵为何会形成和内地一样的风气、文化理念？

清光绪《秀山县志》记载：“（秀山）县旧无学，……人文阒如……夏景馥知县事，乃输私钱立义学，……民间稍稍知有诵读。……县东北一水下趣沅溪，汇洞庭，通利舟楫，他郡贾民爰至受廛，乐其风土，或徙家安焉，富者往往好督子弟雅业，伻走千里，邀名师教授家塾其后，土著转相慕效。”这里可以看到，一方面是作为职官移民的夏景馥，通过“输私钱立义学”，启蒙了秀山当地的学校和科举文化；另一方面，秀山东北的经商移民通过自身的文化行为间接引导了秀山当地居民的文化选择。因此，移民在至少两方面示范引导了武陵地区的科举文化习气。

除了科举事业，移民对武陵地区的宗教信仰以及宗族文化亦有影响。

明清以前，武陵地区信奉“白虎”、崇拜土王、信巫尚鬼，“不闻二簋享亲”。进入明清，佛教寺庙、禹王宫、南华宫、万寿宫（又名许真君庙）、天后宫、忠烈宫（又名黑神庙、南将军庙）、仁寿宫（又名萧公晏公庙）、帝主宫（又名张相公庙、土主庙）等内地信仰场域在武陵多地兴起。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记载：“夏玺，字广惠，……中岁独创立宗祠，复购千余金田业，为每岁祭埽及延师教子弟之费。”汉式的宗族文化在武陵亦被建构起来。以上无论是内地信仰场域还是汉式宗族文化，均可以看到移民在其中充当的重要作用。禹王宫、南华宫等均为移民所建；而夏玺，据文献，祖籍贵州，即亦是移民。这均表明移民对武陵宗教信仰的转变和宗族文化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明清时期武陵地区在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过程中，移民在政治上推动当地实现政治变革，经济上促进当地经济开发，加强其与内地州县的经济联系，文化上进行示范引导，促使其建立共同的文化理念，因此，在整体上，对武陵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产生了相当大程度的影响。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主题，这启示我们，应充分重视移民的推动和构建作用，发挥其有利影响。

（作者：郭奇龙，郑州轻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民族学博士）

本文系2024年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专题项目“明清移民对武陵地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作用研究”（项目编号：2024ZT06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项目“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靶向教学模式研究”（24VSZ16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