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大力推行的密折制度是如何运行的

康熙四十五年，王云锦是第一名，雍正皇帝是65;年纪大了，难免会放松，找几个老友来家中打牌，打到最后一副扑克牌;第二日，王云锦向雍正行礼，雍正从袖中取出王云锦遗失的牌，并表示要带回去继续玩，这可把王云锦惊出一身冷汗。

这种夸大的说法是否属实，我们无法查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雍正对大臣的一切都很了解;

雍正不爱四处走动，也不爱多言，每日都在宫中翻阅奏章与考据，足不出户便可知晓群臣，其中最大的“功臣”便是密书。

密书：是大臣与皇帝的书信，亦称皇帝与皇帝私下联络，其最大特色在于“保密”，故名“密折”。

密书有两大显著特征：

第一条：大臣们无论大事小事都能说;

第二条，上奏章的官员不需要什么官职，只要皇帝点头，七品的官员也能上奏章。

自古以来，大臣们向皇帝汇报工作的方法有很多种：奏、章、表、议、疏、书等，而正式的奏章则始于顺治帝;

康熙时期，密奏便已产生，但从雍正时期起，发展成一套完整的体制。

清代皇帝与大臣们的“言路系统”，以“题本”、“奏本”为主，而在以后，由于需要而上密书。

题记：凡与弹劾、银钱、兵马、刑名有关的问题，都要用考卷，盖上印章，方能生效。

但这篇文章有两个缺陷，那就是君臣之间的沟通：

第一个缺陷，程序非常复杂：要用宋体字，要有提纲和附文，要先由内阁过目，然后由皇帝批准，然后用满文和汉文书写。如果有什么急事，很可能会耽搁。

第二个缺陷，就是保密工作太差，题目是由布政官写的，再传到内阁，再传到皇帝那里，这样做的人越多，保密就越少。比如明代的严崇，他的继子赵文华执掌通政司，凡是与严氏有关的事情，严嵩都会在皇帝之前知道，将所有的罪证都销毁，可谓是不择手段，机密度极低，很容易被权贵把持。

奏折：主要是到任、升迁、个人私事等，均用奏折，无须盖章。

文书要比考卷好，因为程序比较简单，但要经过监察院的审核，保密程度并不高。

但密折就不一样了，没有固定的格式，可以自由书写，不需要摘要和附页，速度极快。最重要的是，这封信可以直接送到皇帝那里，不用通过布政司和内阁，而是由皇帝自己打开批阅，保密程度极高

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渠道，在这种官僚机构众多的地方，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和雍正处理密函的方法大不相同，康熙在密函上非常谨慎，他曾经说过：

“朱笔御旨，都是我亲手写的，没有一个是代笔的。此次出行，我右手有疾，不能写字，只能用左手作画，不能用手。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只有我和原奏折的人知道。”

康熙是个很老实的人，凡是被他亲手批阅的密书，都会交还给自己，所以大臣们不用担心自己的奏章会走漏风声，也不会被人拿来作为证据。

但雍正却不一样，康熙去世后十四日，雍正便下了一道朱批：

“所有皇帝的诏书，都要恭恭敬敬的送上。若是抄录、保存、焚烧，日后发现，绝不轻饶，严惩不贷。”

雍正让康熙批改的奏章都要拿回去，朱批也要交给雍正，不能私藏，一旦被发现，一律严惩。

康熙在位61年，只有百余人向康熙递交了密函。

雍正在位十三年，就有上千人向雍正递交了密函。

雍正刚刚即位的时候，有资格起草密函的，就是各省督抚、封疆大吏，但如果有人受到惩罚，就会取消这个权力。

渐渐地，雍正把他的势力扩展到了提督、总兵官、布政使和学政。

而其他的官员，比如知府，比如知府，比如乾隆皇帝的赏识，都可以享受到这个特权。

雍正的特例制度，允许这些低级官员写奏章，可以指责高级官员的错误，但也不能因此而骄纵，滥用职权。

雍正曾经对群臣说过：

“让许汝密奏，不要以此为要挟，让你身败名裂。”“你的上司，千万不要失礼，这件事情，本就是大事，我没有理由在一省之内，用两三个总督。”

雍正这么说，也是有原因的：明代东西两厂的一些太监势力极大，朝廷里很多官员都把他们当成了义父，把朝政搞得一团糟。其实，雍正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

正因为朝中大臣和地方官员都有专门的奏章，所以雍正的亲信就像一张大网，从上到下，都有自己的亲信。这几个人，除了充当雍正的眼线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权利，所以雍正也不用担心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当然，雍正推行“密折制度”，也不仅仅是为了控制群臣，更多的是为了讨论朝中的大事：在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之前，雍正都会以密折的形式与群臣商议，而不是仓促之间公布。

“密折制度”的确使皇帝权力得到强化，显得有些落伍;但皇帝和大臣们都会私下里商量朝中的重要事情，所以“拍脑子”的事情就少了很多，而且还能减少摩擦，提高工作效率。

雍正在做出许多重要的决策之前，的确是先用密函商议了一番：

比如改土归流，疏浚河道，这都是雍正和群臣们经过一番讨论后，最终定下的。

我们都知道，要做出一个决定，必须要快刀斩乱麻，而传统的折子要通过布政司和内阁，效率并不高，最重要的是，在没有任何进展之前，所有人都知道了。

而这份密函，则是直接送到了雍正的手中，雍正是出了名的勤快，但凡有什么折子，他都会连夜去查，效率极高。

对于雍正，可以这么说：一个聪明的决策者，最聪明的地方，就是他能听取各方的意见，然后做出正确的结论。

此外，天文地理、国家大事、人情世故等，均可透过密折而成。

雍正要知道许多细节：

地方政务的优劣

地方官员廉洁与否

封疆大吏有没有偏袒

军队的纪律性

旱灾、水灾和农业生产状况如何

民间的风俗习惯

......

无论大小，都可以上奏章，为了让臣子们有勇气上奏，所以雍正并没有要求所有的奏章都是真的，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可以记录下来。

而且雍正还吩咐朝臣，不但可以上报自己在京城的消息，还可以上奏。

这样一来，雍正就编织了一张大网，无论距离多远，都能查到。

这份奏章的另一层作用，就是让官员之间互相监督，互相告密，这样，群臣之间就会互相监督，互相提防，不敢妄动，反而对雍正更加忌惮。

至于雍正?从这些奏章上，可以看出朝臣们的心思、心思、难处。这样一来，雍正就可以更好的控制群臣了。

例如，李卫任云南盐务总督，雍正对云南总兵马会伯的一封折子，就是这么写的：

“听说李为最近有些骄纵，品行也不如以前了，是不是?不管是什么恩怨，都要如实禀报。”

李卫任浙江总督时，雍正曾在奏章中提及：“新黄岩统领董一龙”;

大理寺卿性桂要去浙江查办库藏的钱粮，雍正让性桂看见后立刻汇报，性桂向雍正汇报杭州将军和李卫的矛盾。

田文镜也在奏章中说，李卫是个“难能可贵”的人才。

李卫是雍正最得宠的三个人，所以雍正经常要派人去查探李卫的行踪，并且不会轻易相信。

朝中的官员不但监视他人，而且还时刻受到他人的监视，而雍正呢?一个人站在高处，可以用另一种角度去观察所有人和事。

虽然他是雍正的心腹，但是雍正并不信任他，因为他的心腹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因此，在现存的清宫密宗里，雍正对群臣的考察可谓是细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也许有人要问：雍正是否需要对所有大小官员都有这样的认识?

雍正四年八月，雍正在鄂尔泰的奏章中，提到了他为什么会对所有的官员都有这么多的了解，这也是雍正管理朝政和用人的哲学。

第一条：用人是基础，哪怕是最低级的职位，也要有足够的能力去做，越有身份的人，就越要注意细节。

第二个要点：观察一个人的时候，不能先下手为强，而是要看他的所作所为。

第三条：光看他过去的所作所为是不够的，必须要注意他的未来，毕竟每个人都是一成不变的。

除了官员，雍正对当地的官员也很感兴趣。

雍正六年三月，苏州李秉忠李秉忠上报苏州，今年春雨平缓，油菜、小麦等作物长势良好，百姓生活幸福。

同年，雍正在广西学政卫昌绩的奏章上写道：“为什么地方上的所见所闻，都不上奏?”

卫昌绩当即禀告：“粤西一带，民风彪悍，有不少土豪。

卫昌绩还引用了民间传说，说本地人怕地方上的土豪，甚至比官府还要可怕。

牵制就是牵制住了地方上的一些事情，雍正让他们如实禀报，如果不上奏，雍正就会严惩。

通过这些奏章，雍正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各地的民俗、生产生活、官员的生活状况。

雍正还用奏章教导群臣如何为官、为官：

例如，田文镜刚刚成为河南总督，雍正就怕他太过贪心而做了错事，于是在田文镜的折子里写道：

“你最好的选择，就是治军。但凡事都是过犹不及的，适度才是最重要的，我若不担心，只怕会急于报答，反而会错过。”

雍正想要“悠着点”，让田文镜别急。

此外，雍正还在奏章中，首先对官员的任命作出决定，然后才颁布诏书;

这么做，只是为了让群臣有个缓冲的时间，如果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可以提前修改。

雍正不但在奏章上痛斥某些大臣，而且在奏章中也会夸奖某些官员，所以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雍正会对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如此了解，在他看来，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或者下圣旨，都要看个人的喜好，这样才能有好的效果。

而保密是这一切的前提，例如雍正在李卫的一封折子中说：“请杭州将军派遣副都统傅森和李卫选的心腹，到嗣庭家中搜查;这样的紧急调令，当然不可能是一道圣旨，而是为了防止被查的人得到消息，提前做好准备。

雍正把密书的机密讲的很明白，他告诉鄂尔泰：

“至于奏章的事情，朕想了想，偶尔暴露一下就好了，但你不能露面，必须要保密，不然对你和国家都没有好处。我一定照办。”

对李秉忠说：“我从没看过你在地方上呈过什么;今后要注意查访，但要小心，不可一次做大官，如果做不到，不如不上奏。

由此可见，无论大小官员，雍正都要把奏章的内容保密得很好，特别是对那些小的大臣，更是如此。

雍正一再强调：不可隐瞒，不可上奏。

雍正为确保奏章的保密，采取了四种措施：

第一：制作专门用于密折的盒子，并配有钥匙，只有书写折子的人和雍正方可开启;

第二，奏折直接传给朝廷，不经布政司等机构

第三，朱批呈上;

第四：雍正自己检查，从来没有让别人代劳过。

可以说，雍正就是这样做的：把集权推到了最高的位置。

密报是雍正的重要手段，雍正在这方面的造诣极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