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湘泉谈解决就业矛盾：有的专业应该考虑不设本科

来源：极目新闻从长期来看，就业质量和结构性矛盾才是更为深远的问题。

9月9日，首届科技人才招聘会上人潮涌动，许多年轻的求职者早早来到现场，与企业HR甚至“AI面试官”展开交流。与此同时，在招聘会对面举办的2023中国人力资本国际管理论坛上，就业也是专家学者们热议的话题。当前就业形势如何？高校应怎样培养复合型人才？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还有哪些路要走？围绕这些话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接受了记者采访。

更深远问题是质量和结构性矛盾记者：应该如何看待现在的就业形势？就业总量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哪个更突出？曾湘泉：说到就业，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讨论：一是数量，二是质量，三是结构。目前就业既有总量性问题，也有结构性问题，后者实际上更突出。数量方面，从我国目前的就业人口和就业市场来说，压力并不是很大。因为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劳动人口在10年间累计下降近4000万，供给明显减少了。所以尽管目前受经济下行和周期性波动影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也在收缩，但总体来看，由人口变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下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总量压力。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伴随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力需求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而供给端的变化则相对缓慢。比如我国正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生活服务业有巨大的岗位需求，但相应的供给却还没有跟上，家政、护理等行业用工缺口仍然很大。近年来，社会对就业质量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就业质量涉及工资、工时以及社会保障，需要通过增加工作机会和提高劳动者收入，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和增加工作的稳定性等方式来提高。所以短期来看，由于目前我国经济还处于恢复期，就业数量问题可能比较引人注目；但从长期来看，就业质量和结构性矛盾才是更为深远的问题。高校要以能力培养为导向记者：缓解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离不开改善人才培养模式。怎样培养更多适应就业结构调整的人才？曾湘泉：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网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形成新产业和新就业。我们现在最需要培养的是复合型的人才，而不是单一化的人才。我们原来的教育体系学的是苏联体系，专业分得很细。比如经济学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其中应用经济学又划分为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国际贸易、区域经济等，而国外许多高校就只有一个经济学，不会划分得这么细。有的专业可以考虑不设本科。比如很多国外高校在本科阶段也都不开设法律、管理等专业，学生都是读完本科以后再来学这些。同时，有些应该尽早培养的基础能力，我们却忽视了。比如说明文写作是哈佛等国外一流大学的必修课，在国内高校却很少开设，而我们学生的写作水平实在是有待提高。现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大，倒逼学校加快学科调整的步伐，这是一件好事。学科调整不光是改名字，而是改内容。大学要以能力培养为导向，而不单纯是以知识培养为导向。我们看到不少大学都在进行学科调整，比方说取消一批本科专业、走交叉学科的路线等等，都是值得鼓励的探索。企业需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记者：很多人尽管实现了就业，却是“工作中的穷人”。您认为应该怎样提高就业质量？曾湘泉：就业质量一方面取决于劳动者个人，另一方面也与企业、社会相关。就业质量高，意味着劳动者的价值创造能力高。麦肯锡曾做过70多家跨国公司人力资源总监的访谈，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面临人力资源困难。他们发现，中国每年培养160万年轻工程师，数量是美国的9倍，但符合跨国公司语言要求和能力要求的只有10%。再比如，当前我国技能人才也面临严重的短缺。所以劳动者提高就业能力和工作能力很重要。另一方面，企业怎样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为员工提供专业的培训和晋升通道，这也很关键。在一些知名外企，员工职业发展路径很清晰，他们对于要克服哪些不足、提升哪些能力都很清楚。反观国内很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不高，导致员工进来后不知道如何提升发展。而成熟的企业组织中，所有的管理措施、制度规范都应该有利于人的提升和工作绩效的提升，这样才能提高人才职业化素质和能力。另外，现在社会上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就业歧视，这也影响了就业质量。我们要坚决破除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歧视，比如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学历歧视等等，完善《就业促进法》。还要支持和规范平台经济，提升人力资源管理规范化、科学化，完善平台就业社会保障和加强人力资源数据平台建设，促进新经济、新业态、新就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