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美学中寻找戏曲创新点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

王海平

《 人民日报 》（ 2024年09月12日 第 20 版）

川剧《江姐》剧照。

重庆市川剧院供图

前不久，川剧《江姐》参加“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同心”——新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该剧从2018年1月在重庆首演以来，已经演出超过130场。中国戏曲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信息时代，如何让戏曲被更多年轻人接受和喜爱是新的挑战。近来，我们看到一些令人欣慰的现象。比如，京剧程派名家张火丁的《白蛇传》演出“一票难求”，北方昆曲剧院的《红楼梦》在各地受到广泛欢迎，“三度梅”获得者冯玉萍的《孝庄长歌》征服众多观众，豫剧名家李树建改编的豫剧《鞭打芦花》传播海内外，等等。这说明戏曲的创新有规可循，剖析川剧《江姐》的创新，可以获得一些启示。

创新不离本体，在川剧《江姐》中处处可见。譬如开场，具有象征性的船工号子、朝天门卖艺等场景，将川剧技巧运用其中，不仅展现了川剧传统的艺术魅力，还通过戏曲程式勾勒出江姐身处的时空环境，呈现浓郁的重庆地域和人文特色。第三场游击队员上场的一段舞蹈，是戏曲程式、道具和舞蹈的有机结合，戏曲技法的合理运用，推动了剧情的发展。第五场江姐、甫志高、蓝洪顺的三人轮唱，运用传统的“三穿花”调度，外化人物的内心情境，让三人进行穿越时空的内心独白，以及甫志高的表演中对传统川剧踢褶子技法的运用，强化戏曲性，达到舞台效果和观众审美的高度契合。这些戏曲处理带有明显的川剧特色，人们从川剧的创新中仍然看到传统，感受浓浓的“川味”。第六场围绕江姐受刑这一情境创作的“铁链舞”，充分发挥戏曲程式性、假定性、技艺性的特长。第七场“绣红旗”是戏曲虚拟性、意象性的诗化表达。剧中将舞台当作一面红旗，以黄绸为丝线，江姐带着4名狱友饱含深情、手持黄绸进行舞蹈，最终经过巧妙的设计，一颗金色的五星，出其不意地呈现在观众面前。配合着灯光的处理，一面极具象征意义的五星红旗飘扬在舞台之上，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成功的京剧、昆曲、评剧、豫剧剧目，大都遵循创新不离本体的原则。但戏曲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作为本体的根，也在于用来创新的枝，这是新的生长点。川剧《江姐》的创新，用力在深刻理解中国戏曲的美学理念，将之进行心灵和诗化的表达。比如意识流的运用。一把雨伞变为江姐与彭松涛时空对话的门钥，演绎出江边漫步回忆，加深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春蚕到死”大段唱腔的处理、囚室里牢门移动与狱友的互动以及其他多处间离理念的运用，都令人难忘。那些贯穿在绘画、诗歌、传统戏曲中的写意与浪漫主义，在舞台上具象化，并深化为舞美、剧情、人物、唱腔中的情绪和情感。

戏曲的创新，本质上是对中国美学的当代理解和诠释。1935年，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在莫斯科观看梅兰芳先生的演出后受到启发，后来在文章中盛赞中国戏曲艺术的陌生化效果。今天，我们探究中国戏曲的现代性问题，也应该从中国的美学里寻找创新点。中国戏曲史宛如长江大河，每个剧种都有其源流，从源头开始浩荡东去，因时因地形成万千气象，故而不废千古。川剧《江姐》提供了一个创新的范本。以“一枝红梅”引来“山花烂漫”，戏曲的未来春光无限。

（作者为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