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英雄，一样的感动

本文转自：岳阳日报

不一样的英雄，一样的感动

——读长篇历史小说《谭嗣同》

□梁 木

读完彭晓玲的长篇历史小说《谭嗣同》，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百年前那个民族危亡的时代黑暗，梦魇般扑面而来。在这么一个环境里上下求索的谭嗣同，是多么的孤独、压抑和悲壮！彭晓玲笔下不一样的谭嗣同，带给我们的，是与英勇献身的谭嗣同一样的感动。

第一，谭嗣同“成长”的叙事逻辑，还原出真实可感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屈辱与悲壮。

透过谭嗣同这个人物，我们看到了彭晓玲对叙事逻辑的独特构建：选取从谭嗣同回乡葬兄到奉诏北上这一段不为人知的生活，讲述他从萌动到觉醒再到怒放的思想成长和心路历程，无疑是匠心独运的。作品以人物的行踪为线索，真实地还原了谭嗣同的生活经历、社会环境和历史真相，带着我们走进那个不堪回首的屈辱年代。

我有时猜想，作者以“葬兄”为叙事的逻辑起点，应该是有隐喻的。她是不是想告诉我们，这个正在“成长”的谭嗣同，是一个满怀悲情的悲剧人物，抑或是以家庭的悲剧暗示当时整个民族的悲剧正在上演，甚至他急急忙忙葬兄就是要尽快摆脱家庭和社会的悲情，尽管这份悲情一直困扰着他。

谭嗣同是一个从旧时代出走的觉醒者，他成长的动因主要来源于外部环境的压迫，但是他的挣扎和反抗是基于本能之上的行动自觉，并奋不顾身地一头扎进去，冲到了思想变革的最前沿。不可否认，谭嗣同激进的思想，正是时代的黑暗和现实的屈辱造成的，在他眼里，只要能救亡图存，什么学问都值得拿来借鉴。这时候，他已经脱离了旧知识分子门庭，成为一个极富变革精神的政治人物了。在今天看来，这种火箭速度的成长有些急于求成，但折射出的，恰恰是当时中国命运已经到了悬崖边了。

其次，“生活化”的叙述方式，让我们遇见了不一样的“民国先觉”谭嗣同。

《谭嗣同》这部作品，写的是生活化的“谭嗣同”。很明显，这是中国传统世情小说的套路。我们知道，通常情况下，我们要写一个历史英雄人物，都会抓住他人生中最闪光的事件，满纸的豪迈和气概。而用这种世情小说方式叙述，常常费力不讨好。但我认为，世情小说的精微细致，正好符合她呈现日常细节的叙述策略。

作品刻意“掐头去尾”，选取谭嗣同一段不为人知的生活历程，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数位亲人在瘟疫中病逝，儿子兰生的夭折，尤其是谭嗣同喋血菜市口，这些“血淋淋”的现实，都是女性的软肋和痛点。作者珍惜谭嗣同的每一个生活日常，极尽所有地还原他那几年的生活点滴，能够让我们遇见一百多年前真实、可感、亲切的谭嗣同，和历史书上完全不一样的谭嗣同。

从《谭嗣同》里，我们在浏阳河边、在长沙街头、在武汉官邸、在南京郊野、在上海报社、在北京会馆，都能遇见生龙活虎而又充满矛盾的谭嗣同：他琴艺超凡却借以排遣郁怀，剑技精湛又不能上阵杀敌，心比天高却又碌碌无为，他是承载着家族希望的抚台公子，也是心系家国的知识青年，更是一个喝酒吃肉的普通人。无论怎样的不完美，谭嗣同仍然是那个时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卓越代表。

再次，浏阳人写浏阳人的“共情”，营造出感同身受、沉郁悲凉的艺术氛围。

或许是同饮一河水、同住一座城，浏阳的后辈写浏阳的先贤，有着天然的情感纽带：近在咫尺的居所，耳濡目染的乡音，相承相袭的价值观念，更有浏阳人性格上共同的执拗。作为同乡，彭晓玲非常能够理解谭嗣同，体察他情系家忧、乡愁和国恨的基点。

先说“家忧”。谭嗣同生长在一个仕宦大家族，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随着母亲和两位哥哥的离世，父亲便将家族希望寄托在他这个仅存嫡子的身上。他看到了家族已呈颓势，也想力挽狂澜，但又力不从心。他内心的矛盾比家庭的矛盾更激烈。家庭的烦忧像一团迷雾，将他笼罩着，脱不开身。

再说说“乡愁”。谭嗣同不仅出生在外地，而且在浏阳生活的时间也不多，但在他的认知里，浏阳是他魂牵梦绕的故乡。只有回到浏阳，才是回到了家乡；无论走到哪里，浏阳霉豆腐、剁辣椒、腊肉、蒸菜以及鞭炮烟花，让他魂牵梦绕，这就给谭嗣同的行踪打上了游子的烙印，很容易引起大家略带伤感的思乡共鸣。

最后谈谈“国恨”。整部作品的叙事重心和情感基调，都围绕“国恨”展开。抚琴的慷慨悲壮，舞剑的意气风发，离别的黯然神伤，都离不开救亡图存。兴办算学馆、南学会，创立不缠足会、测量学会，参与《时务报》《时务学堂》，也是为了开民智、救危亡。和旧学决裂，与恩师好友反目，同权臣显贵离心，都是为了变法维新。他的步子太快了，快得大家几乎跟不上，无法团结成一股影响朝野的政治力量。最后奉诏孤身北上，注定了那个孤掌难鸣的悲壮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