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程为何能得康熙帝这么高的评价

“文程之策，可抵百万雄兵！”

这是康熙帝对大清开国谋臣范文程的一句评语，大有将之与汉初张良、明初刘伯温相提并论的意思。

张良、刘伯温，千古闻名，范文程少有人知，不是因为他名不副实，而是他身为汉人却投靠满清，有“汉奸”嫌疑，为传统宗法社会所不齿。

但是，也有人不认同“范文程是汉奸”的说法，理由有二：一、满清只是边疆少数民族，但不是异族；二、范文程虽是汉人，但细看身世经历，他从未入过明朝官场，自始至终没有侍奉过二主。

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历史人物充满争议，实属正常。

既然如此，探讨这个人物，咱们不妨搁置争议，只论史实，来看看这位被康熙盛赞的谋臣，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范文程出生在祖籍沈阳的一户仕官家庭。曾祖父范锐，曾出仕为明嘉靖朝的兵部尚书；祖范沈，曾官至沈阳卫指挥同知。小时候，范文程聪颖好学，悟性高，遇事极机敏。其父范楠因为没能读书入仕，时常以“望子成龙”的口吻夸他，此子类贤不类父，将来必定金榜题名，光耀门楣。

若是太平盛世，换在安稳之地，范楠的夙愿也许不难实现。

怎奈，当时的辽东地界，因努尔哈赤的崛起而动荡不安。万历四十三年，范文程与伯兄同进沈阳县学秀才，次年回抚顺奔丧。正是这一年，努尔哈赤宣布与明朝决裂，建立“大金”政权，辽东因而成了烽火连天、兵荒马乱的战场。

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率虎狼之兵攻克抚顺，大肆掳掠，而后将所掳人畜三十万分别赏赐有功将士，降民编为一千户。范文程身在抚顺，自然难以逃脱，他先是被绑入降民之列，差点被杀，后来侥幸被编入满洲八旗镶红旗下为奴。

按说，作为大明的子民，遭此劫难，应该痛恨满人才对，但范文程却因为努尔哈赤的一个举动，而有了一些“感激涕零”的情感。

据史书记载，多年后，有一次，范文程回抚顺葬亲，去墓地的路上，他指着一处地方对好友孝廉讲说，这就是我差点被“杀”的地方。当时十七个人皆被绑，行将施刑时，太祖忽然问，“你们识字乎？”众人答，“是生员。”太祖听了很高兴，最后将十七个读书人都留了下来。

另有诸多文献记载，努尔哈赤在大开杀戒时注意到范文程，是因为他相貌不凡，有伟岸之姿。后经询问，得知他是范仲淹的后代，努尔哈赤便对身边贝勒说，“此名臣子孙也，其善遇之。”

这两种说法，虽然情节有别，但都突出了一点，范文程归清，是仕子遇仁主，其间没有什么背叛，只有顺应天下大势。

说到顺应天下大势，礼亲王昭梿将范文程描绘的更具豪情，他略去范文程被掳这一节，宣称他是大丈夫识时务，“仗剑谒军门”，主动投奔了努尔哈赤。

这几种说法，范文程因相貌不凡侥幸活命，恐怕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要知道，努尔哈赤在强势崛起之时，有极其野蛮的一面，他极度厌恶明朝的读书人，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恨不得将这些人斩尽杀绝，所以范文程因识字而活命，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一点也决定了在努尔哈赤时代，范文程不可能受到重用。事实上也是如此，侥幸活命之后，范文程没有摆脱歧视与凌辱，在压抑郁闷中，他整整苦熬了九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站在其父的肩膀上，帝王格局要高得多。登基即位后的第八天，皇太极便让所辖汉民“分屯别居，编为民户，选汉官为清正者统之”，如此一来，百分之四十的汉民奴隶恢复了民户的地位。不仅如此，皇太极还与时俱进，摒弃了其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野蛮与偏见，多次选拔和荐举汉族和蒙古族官员加以“量才录用”。这一系列的举动，赢得了不少汉族和蒙古族有识之士的支持，他们甘愿“实心齐力报答皇恩”。

这其中，范文程就是典型一员。

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设立文馆，要求文馆“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以记躬之得失”，这是“知兴衰，明得失”的又一雄主举措。为了尽快为文馆招揽人才，同年八月，皇太极颁布一道上谕：“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力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艺文通明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以下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于九月初一日命诸臣公同考校。各家主毋得阻扰。有考中者，仍以别丁赏之。”

参加这次考试的生员一共300多名，最后录取200名，范文程以卓越文才，名列前茅。

在创业集团，敲门成功之后，有大才，能献破局之策者，往往很容易出头。进入文馆之后，范文程心智极明，他不仅体察到皇太极的困境，而且胸中已有解困之策。

自努尔哈赤在宁远被袁崇焕挫败郁死之后，皇太极在宁远、锦州一线与袁崇焕多次较量，但如遭遇克星一般，近乎每一次都以损兵折将而告终。

此时的范文程只三十岁出头，作为谋臣，他起点甚高，上来便将袁崇焕剖析透了，所出计谋也是令人侧目。

范文程对皇太极说，袁崇焕此人，不仅敢战、敢守、敢拼、敢胜，而且具有谨慎清醒的头脑。他知自身优势，亦知自身弱点，若硬攻强取，恐怕难以奏效。汗王应该清楚，眼下袁崇焕抛出“和议”，实为拖延时间，以便补充兵力，巩固城池，进一步理顺与部将的关系。我若硬对，看似上策，实则失智。

皇太极问，何为上策？

范文程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以“和议”对“和议”。

皇太极又问，怎讲？

范文程说，我以“和议”迎之，流言即出，猜疑即起。造此局面，犹如绳索套入袁崇焕脖颈，只要稍加手段，施以离间之计，绳索必紧，袁崇焕必死。

皇太极听罢，深以为然。

刀落到地上，捡起才是凶器。

阴谋正相反，落地才算本事。

范文程绝非“纸上谈兵”之辈，阴谋和盘托出之后，紧接着，他又弯腰捡刀，向皇太极进献了落地之策。

范文程建议，汗王应抢在袁崇焕之前进兵。具体而言，可借道蒙古，绕过锦州、宁远，攻打北京，使袁崇焕被动回师北京，造成其引八旗军入关的假象。如此行事，再寻机施以离间计，崇祯惊惧之下，猜忌加重，必杀袁崇焕。

皇太极依计行事，于天聪三年十月，发兵大举向北京进犯。进兵途中，八旗军俘获两个明朝太监。范文程当即利用这两个太监，设计了针对袁崇焕的离间计。

计谋定下，皇太极密令副将高鸿中、鲍承先等坐在离两个太监很近的地方，随意闲聊。高鸿中对鲍承先说，此次进兵，是汗王设下的计策。汉王与袁崇焕早有密约，图明之事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

聊完，两人故意制造机会，让一个姓杨的太监趁机逃走。杨太监逃回北京，立即将听到的机密禀告崇祯。当时，朝中已有一些人在猜忌攻击袁崇焕，说他引狼入室，目的是胁迫朝廷答应他提出的与后金和议的主张，好与后金订下城下之盟。

崇祯本就是猜忌之主，经此离间，火上浇油，他顿失理智，一愤怒，一颤抖，袁崇焕随即被押入大狱，第二年遭凌迟处死。

自效命皇太极以来，范文程对自己似有定位，他志在力挽狂澜，不愿有文人之弱，只能做幕后谋臣。正因为如此，在这一场攻伐阴谋中，除了计除袁崇焕，他还有策马阵前，立于城头，屡建奇功的时候。

史书记载，进兵的路上，范文程策马向前，先后招抚了潘家口、马栏峪、山屯营、马栏关、大安口五城的官兵。明朝派兵围攻大安口时，他又亲率枪炮手，杀敌甚众。

在八旗军连克遵化、永平、滦州之后，范文程又奉旨同参将英俄尔岱、游击李思忠率备御八员、兵八百人，留守遵化，以策应皇太极进攻北京。虽然明军对遵化攻之甚锐，但范文程勇毅非常，最终“突围力战，拔之，不失一人。”

经过此一场攻伐阴谋，皇太极意识到范文程是第一流且能上阵厮杀的谋臣，但鉴于他是汉人，第一次策勋时，皇太极给的不多，只授了一个游击世职。

这是一种帝王术。

雄主用非常之人常常如此，可以听信，可以赋权，但头衔从不轻易给予。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进一步激发利用，二是便于驾驭掌控。

皇太极的眼光无错，他所看中的范文程，格局一旦被打开，的确潜能巨大。纵观上下五千年，第一流的开国谋臣，往往都是如此，善使阴谋诡计，不算大智，大本事。

能攻心、诛心，于混乱复杂中看定天下大势者，才是。

范文程计除袁崇焕之后，最先凸显出来的就是他的大局观以及“攻心”之术。

天聪五年八月，皇太极统军进攻明朝的大凌河城，城中的蒙古降兵有五百多人暗中叛逃，皇太极盛怒之下，要将这些降兵全部抓来杀掉。范文程从容进说，提醒皇太极，仁厚比杀戮更具威力。当战斗进行异常激烈时，范文程提出愿单枪匹马前往城中劝降。皇太极担忧他的安危，起初并不同意，但范文程说，诚可服人，大势更可服人。

果然，范文程单骑进城后，不战而屈人之兵，很快便收缴了城中刀枪。

天聪六年四月，皇太极率师远征蒙古察哈尔，林丹汗闻悉率部民逃走。八旗军追击到归化城后，见到人去楼空的景象，皇太极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这时候，站出来为皇太极解困的又是范文程。

范文程上奏说，入则利在深入，当乘明朝不备，以议和做幌子，直抵北京，然后毁山海关水门而归。

透过这道被《清太宗实录》全文载录的奏折，可见范文程的腹黑与奸诈，亦可知君子是做不了谋臣的。

皇太极依计行事，一方面致书明朝大同等地方官员，要求议和，并以十日为限；同时纵兵宣府等地，沿途进行抢掳。此前，八旗兵虽然历经几十日的长途跋涉，早已疲惫不堪，但经范文程此番刺激，不仅士气大振，而且回师收获巨丰。

天聪七年，八旗汉军建立，范文程被众议推举为固山额真，然而皇太极却说：“范章京才诚胜此，然固山一军职耳，朕方资为心膂（脊骨），其别议之。”

此话意味着皇太极事实上已将范文程视为肱股之臣。

天聪九年，皇太极宣布废除“女真”称号，定族名为“满洲”。第二年五月，又改“大金”为“大清”，正式建立清朝，登基称帝。

皇太极称帝后，对朝中文武机构进行了扩充，把原来的文馆扩编为内三院，即国史馆、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各设大学士一人主持。范文程被任命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官爵晋升为二等甲喇章京。

内秘书院大学士虽不在议政大臣之列，但范文程实际上扮演的却是当朝大军师的角色。史书记载，“文程所领，皆枢秘事”，每议大政，皇太极必问：“范章京知否？”或者“何不与范章京议之？”在范文程有病时，庶务未决者，总要等范章京病愈再裁决。抚谕各国敕书，皆范文程来写，最初，皇太极还要审阅，后来就不再看了，还说不会有谬处。范文程在朝中的显赫地位，朝鲜人也有记载：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朝鲜国王李倧询问从沈阳回国的信使，清廷“诸将用事者谁乎？”信使举出的头一名就是范文程。

皇太极从即位之日起，到崇德六年，虽曾三次率军突入关内，却总因拿不下山海关与锦州而难以实现宏愿。

此时，镇守山海关与锦州一线的是新任蓟辽总督洪承畴。

此人是大才，极难对付。

崇德六年，皇太极挥兵围攻锦州，欲引洪承畴前来一决雌雄。洪承畴应战之初，颇为持重，他率吴三桂等八位总兵，共计十三万大军驰援而来，大军云集宁远，他没有冒然前行，而是分兵向杏山、松山缓缓推进。

面对洪承畴的步步为营，稳中求胜，皇太极颇为无奈。谁知，就在这关键时刻，明朝新上台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却以持久废粮为由，派员临阵监军督战。洪承畴经不起催促，轻易将粮草留在宁远、杏山和塔山外的笔架岗，而后仅率六万兵马冒然先行，令其余兵马随后赶上。

洪承畴抵达松山、杏山一带后，将骑兵驻扎在松山东、南、西三面，将步兵布防在离锦州仅六七里地的孔峰岗。

皇太极、范文程这一对君臣，阵前眼光甚毒，看准洪承畴的破绽之后，皇太极亲率大军从盛京赶来，直插在松山、杏山之间，此举不仅截断了明军之间的联系，而且断绝了洪承畴的退路。面对来势汹汹的清军，洪承畴意识到了凶险，正想应对补救，皇太极已派兵夺取了塔山的粮草。

如此，洪承畴陷入了绝境。

随后明军固守松山，就像垂死挣扎，洪承畴没能逃过劫难，最终因城破被俘。

清廷后来编贰臣传，洪承畴位列第一，在清人眼中，他也是可耻的第一汉奸。然而，在被俘之初，洪承畴并非一副贰臣的嘴脸，有史料讲，对面满人，他曾破口大骂，并将脖颈置于满人的屠刀之下，誓要去做一心求死的忠烈。

这样的一个洪承畴，满人想征服，其实是无从下手的。

但汉人范文程一出马，仅一个回合的攻心，洪承畴的心理盔甲顷刻间被彻底卸下了，不仅如此，他还在范文程面前露出了“惜命”的破绽。

范文程见洪承畴，究竟是如何攻心的，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范文程必定耍了推己及人的高情商手腕，不仅摸到了洪承畴的软肋，而且有效地敲打了他的软肋。

史书记载，两人谈话时，范文程注意到一个细节，房梁上偶尔掉下一撮尘土，落在了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本能”地用手将灰尘拂去了。

这样的一个范文程，简直可怕，一枚针落在海底，恐怕也难逃他的“法眼”。

因为不仅看透了洪承畴，而且软化了其心理，接下来，在范文程的指点下，皇太极拾阶而上上演了脱下自己的貂皮裘袍，亲手为洪承畴披上的关怀好戏。

有人说，天底下第一等厉害的人，不是顶天立地的豪杰，而是能让这等豪杰跪下的人。

细品范文程，尤其在降服洪承畴一节上，便有这样的意味。

降服洪承畴后，范文程还有一幕让人不得不提。据说，当听说洪承畴被拿下后，他对皇太极说了这么一句话——从此以后，崇祯再无法相信臣子；臣子再不会忠诚。

联系到明亡时崇祯的悲惨下场，这话即便冷却五百年，依旧散发着杀人诛心的残酷味道。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猝然病逝，满洲皇族内部随之爆发了一场争夺帝位的斗争。对范文程而言，这亦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果然，当各方妥协，福临继位后，凶险随即向范文程袭来。

先是“阿达礼、硕托”案爆发，范文程所属的镶红旗固山贝子硕托因叛逆罪被诛杀，他被改主拨属镶黄旗下；而后，此风波还未平息下来，豫亲王多铎竟强夺了范文程的爱妻。

故主被诛，爱妻被夺，面对这等凶险考验，范文程选择了隐忍而不颓废，弘大而刚毅。

当时的范文程深知一点，若想在顺治朝屹立而不倒，他必须呈现更大的价值，建立更大的功勋。

正是在这样的心境背景之下，范文程拿出了他作为大清开国谋臣的巅峰之作——《入关论》。

顺治元年三月，清军欲再度伐明，但对出征目的不甚明了。当时，范文程并不十分清楚北京的情况，但他自信已看清了天下大势。他上书辅政王济尔哈朗和摄政王多尔衮，一方面敦促清军尽早入关，一方面对天下大势做了精深分析。

范文程指出，明国四面受敌，国家陷于混乱，这是上天眷佑大清；目前的形势，犹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大清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头争夺；当下正是摄政王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失此机会，必贻悔于将来；进取之日，请出贤士以安抚民众，一定要严敕六军，秋毫无犯；如此，中原官兵盼得雄主，自然会近悦远来，向风归顺。

《入关论》是大清文献中第二篇全文载录的范文程奏章，虽然不足五百字，却被视为清王朝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它不仅改变了大清发动战争的性质，而且在大明将亡未亡的关键时刻，提前一步明确了战争的目的，这不仅赢得了战机，也赢得了出师之名。

康熙年间的内阁学士韩芙在评论范文程的《入关论》时说：“佐命兴朝，首倡入关廓开大计，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者。厥后皆如公策，而我国之大业以成，万世之丕基以定。”

更有人说，范文程《入关论》高过诸葛亮的《隆中对》。

顺治元年四月初九，摄政王多尔衮采纳范文程《入关论》，率十万大军出发攻明。四月十四日，明将吴三桂忽然派人前来求兵。多尔衮见吴三桂不敌李自成，产生畏惧心理。犹豫时刻，多尔衮想到范文程，急忙派人将尚在病中的范文程接到帐中。

此前，李自成灭明，已被范文程预见。眼下，李自成势盛，范文程依旧没被假象迷惑。

他果断地向多尔衮进言，李自成必败，清军必胜！

范文程此言，坚定了多尔衮进兵的决心。四月二十二日，两军大战于山海关石河西，李自成大败而走，清军获得大胜，并乘势追击。

范文程随多尔衮入关进京之后，将《入关论》中“诛心”的精髓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他亲自起草檄文，忽悠大明百姓，将清军进京标榜成“复君父仇”。此外，他还利用崇祯的亡魂，煞有介事地为大明亡国之君搞起了发丧厚葬之事。

此举，刘邦亦用过。

而范文程在大清开国之时，确似张良辈，有将天下人心玩于鼓掌的城府。

《史记·陈丞相世家》记有大汉开国谋臣、大阴谋家陈平的一段话：“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

陈平这段话揭示了历代阴谋家难以示人的忧惧心理，他们担心阴谋搞多了，伤天害理，将来必定难得善终，逃不过断子绝孙的恶咒。

说范文程了不得，还有一点即在此，他以全身而退的大智慧，打破了阴谋家的宿命。

范文程历经四朝，尤其是从皇太极到多尔衮再到顺治，他所处的环境，其实极为动荡凶险，稍有不慎，便可能粉身碎骨。

置身其中，范文程将全身而退的大智慧浓缩成了两点，很值得后世借鉴。

一，从不居功自傲。

史书记载，范文程一生，所进奏章，数量惊人，尤其是皇太极当政时期，众多重要奏章多出自其手，但是，他却焚毁了所有底稿。

二，君子不党。

摄政王多尔衮自进京之后，多有咄咄逼人之势。范文程虽襄助其逐鹿中原，却始终与多尔衮保持着微妙的距离。

这一点，顺治看的很清楚，亦很感念。

史书记载，顺治五年，多尔衮大权独揽，曾命范文程等人删改《太祖实录》。范文程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一旦朝局有变，恐有杀身之祸，遂以养病为由，闭门不出。

果然，多尔衮死后，曾为之删改《清太祖实录》的刚林等人被处死。

顺治为此评价说：“文程在盛京时不附贝勒，后亦不附睿亲王，众所周知。”

历经三朝变换，在大风大浪中能将船行得如此之稳，这就是大不易。

顺治十一年，范文程因年老多病，多次上疏乞休，顺治最终同意。

之后，范文程又悠然地活了十一年，直到康熙五年，以七十高龄善终，且儿孙众多，家门兴盛。

对于自己的一生，范文程晚年常说一句话：“我大明骨，大清肉耳。”

这话语中，有惭愧吗？

不晓得。

不过，坦然确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