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女性的地位怎么样？随着社会进程的发展产生变化

西夏女性的地位，会随着社会进程的发展，产生阶段性的变化——女性问题始终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女性在社会中是否被平等公正对待，是否拥有自由的权利，往往是评价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志之一。

从理论上来说，女性社会地位的高低主要由四个因素决定：其中决定因素是女性在社会上承担的责任，另外三个因素分别是，社会形态、人们对性别的观念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高低。

女性社会地位的高低

在现代社会，女性社会地位的高低取决于女性在社会上承担的责任，即社会分工中所承担的角色。但在中国古代社会，对女性地位影响最深远的是社会观念。在儒家思想和礼制教育影响下，封建伦理道德观念随着封建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女性被夫权、父权压迫，受到不公平对待。

在当时的阶级社会中，男性的财产权和社会地位高于女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形态不断更替，逐步形成了男尊女卑的制度和观念。在私有制社会中，妇女总被视为男性的附属物品，这点从儒家强调的“夫为妻纲”、“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等亦能体现。

西夏妇女也经历着这样的命运。党项族进入父系社会后，妇女地位逐渐降低。进入阶级社会后，妇女在社会上和家庭中沦为男子的从属，生活重心围绕夫家和丈夫。

《天盛律令》的体现

尽管在西夏仍保留着某些显示妇女地位的习俗，那只不过是旧传统的残存，在社会居主导观念的还是男尊女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天盛律令》），作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封建法典，许多法条体现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秩序。

《天盛律令》中的《亲节门》中对西夏服丧制度有详细严格的规定，服丧时间也可以体现一定的社会地位，服丧时间越长表明服丧者对死者的义务越大。

《亲节门》中规定，应服三年丧的有：子对父母，妻子对丈夫，养子对养父母、子对庶母、未出嫁在家之亲女及养女对父母、父死长孙对祖父、祖母等。应服一年丧的有：父母对子女、丈夫对妻子、父母对养子、养子对原来处父母、亲女及养女等出嫁后对父母、父死对改嫁母、祖父长子死对长孙、改嫁母对原家主处所遗子。

己身对在家之姑、姐妹、亲侄女，对祖父、祖母、兄弟、伯叔、姨、亲侄。父死改嫁庶母对往随子。这其中，妻子对丈夫要服三年丧，而丈夫对妻子只服一年丧。

作为缔结婚姻关系的夫妻双方，两人亲疏远近关系相同，但在服丧时长上差距悬殊。这体现了妻子对丈夫需尽更多义务，在西夏社会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女性地位低于男性。

同时，这也是西夏对宗法伦理秩序的维护。党项民族然从游牧民族转变为政治国家，逐步学习中原的文化制度，妇女仍充当为男性的附属品，与财产无异。《天盛律令》中多有体现出妇女依附于男子，妻子依附于丈夫的特征。

比如，多条律法规定，丈夫犯罪时，妻子要承担连坐责任：《天盛律令》十恶罪“背叛罪（此处指叛国）”记载：“已行者造意以剑斩杀，各同谋者发往不同地守边城无期徒刑，做十三年苦役。主从犯一样，自己妻子、儿女当连坐，当入牧农主中。”

律法内容意味着，当犯罪者的行为已经形成叛国谋逆的犯罪事实的情况下，罪犯无论主从，其妻子儿女都需要承担连坐责任，被罚入政府经营的官牧场中，充当助牧奴隶，参与牧场中生产工作。而官牧场中的奴隶，受官府和牧监的管理，没有人身自由可言。

这体现妻子作为丈夫的婚姻缔结对象，妻子被视为与丈夫一体，需要与丈夫共同承担罪责，荣辱与共。同样情况下，若妻子犯罪，则丈夫与丈夫的父母无需连坐：妻子、媳妇、使军、奴役等有谋逆，犯者当依法承罪，公公婆母、丈夫、头监及妇人所有子女等勿连坐。

同样是谋逆罪，当妻子犯罪时，丈夫、子女及夫家亲属不会被牵连，与丈夫犯罪妻子连坐形成鲜明对比。

《天盛律令》中十恶罪“群盗罪”记载：“五人以上同谋皆往盗窃，畜物已入手，则多寡不论，当为群盗。无论主从，不论有官、庶人，一律皆当以剑斩。自己妻子、同居子女当连坐，应入牧农主中。其中二三人往盗窃，有一二人未往盗窃时，勿算群盗。依强盗、偷盗主从犯判断。五人以上盗窃，畜物未入手，则造意当绞杀，从犯徒十二年。已谋而未往者，主谋徒十二年，从犯徒六年。”

《天盛律令》中“杀人罪”记载，“庶人故意杀一二人，一律造意杀人者以剑斩，有怨出力相助等无期徒刑，从犯徒十二年。杀三人时，造意杀人者等以剑斩，妻子、子女连坐，入牧农主中。有怨出力者以剑斩，从犯无期徒刑；庶人杀“及授”官一人，无论主从一律皆以剑斩，妻子、儿女当连坐，入牧农主中。”

以上三种分别是西夏叛国、杀人、盗窃三种罪名的连坐内容，比较来说，叛国罪属重罪，盗窃属轻罪，但都存在着妻子连坐现象。

可以体现，妻子作为丈夫的从属，其命运被丈夫深深影响，随时会因丈夫所犯的罪行被牵连。反过来，妻子犯谋逆罪时，丈夫却没有连坐的义务，无需与妻子共担风险。不平等的连坐法可以体现西夏男女地位的差距，说明女性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在法律上，没有独立的人格可言。

《天盛律令》还有规定家庭中，男人尽亡的情况下，妇女没有处分财产的权利。黑水城出土文书6342号户籍，有三户都是一成年女子无丈夫带有男孩子的单亲家庭，而没有成年女子带女孩子的单亲家庭，可以推测，或是因为没有男子、只有妇女的家庭是不被西夏社会承认的。

由此可见，妻子与丈夫之间不存在平等关系，这种关系的实际内涵是从属关系，类似于没有人身自由的使军奴仆和头监（主人）的从属关系。

古代皇室有重要庆典时，皇帝有时会以施恩为名，赦免犯人，称为大赦天下。但是大赦天下也是有限度的，并不是一概而论，一般谋反、欺君的重罪之臣不会被赦免。但黑水城发现的文书将妻妾杀夫，与奴婢杀主、谋杀祖父母并列为不赦之罪，可以反映在当时的西夏社会，妻妾杀夫是极其恶劣的罪行，为统治者不能容忍。

我国古代社会不允许买卖良人，买卖对象一般为俘虏、罪臣等。对卖妻罪的处罚存在有无征求妻子意愿的两种情况，妻子不同意，可判丈夫六年苦役，妻子同意则为五年。妻子的意愿仅体现在一年的刑期差别。可以体现出女性的人身自由没有得到尊重，女性社会地位较低。

卖妻行为是西夏的独特社会现象之一，对卖妻丈夫的处罚措施详细清楚地记载于在法律条文中，足以说明卖妻行为不是偶然，甚至有可能是经常性出现的行为，才被具体呈现在法律条文中。

家庭收入的来源

古代社会，普通百姓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农耕，男子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地位较高。同时，男尊女卑是当时社会的固化思想。受这些因素影响，西夏女性在家庭中地位并不高，居于男子之后。以上所列为普通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体现，另有贵族女性所涉足的社会生活领域大相径庭。

《西夏译经图》是描绘西夏译经场景的珍贵图像，内容是西夏皇帝秉常与其母梁氏皇太后共同出现在译经场上。这些表明西夏社会中贵族女性的地位较高，社会中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没藏氏、大小梁氏的女性专权局面，使得西夏社会看待女性当权的态度比中原包容很多。

综上所述，应辩证分析西夏女性地位，不可一概而论。从时间跨度上看，西夏女性地位随着社会进程的发展有阶段性的变化。西夏建国前，游牧经济占据主导，男性征战的时候女性必须扛起支撑家庭乃至社会的重任，社会对女性的需求高，导致女性的地位高。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西夏建国后一方面发展农业生产，农耕经济对于重体力的要求极大，所以女性不可能替代男性成为社会支柱；另一方面，西夏学习中原文化，加快了封建化进程，女性地位变低。

结语

总的来说，从阶级群体上看，西夏基层女性同中原地区女性一样，生活在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就避免不了其带来的社会地位悬殊，女性在社会中受到不公正对待，黑水城出图的社会文书及法律条文所体现的女性社会地位都较低下；但是西夏贵族女性几度专政，参与政治事务，且频繁出席高级别大规模的佛教活动，社会地位还是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