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安保战略转“守”为“攻”，岸田会不会踩上“政治地雷”？

本次调整是日本整个安全战略发生从防卫性到进攻性的质变。

似乎遥相呼应，12月12日，当日本京都清水寺的高僧挥毫写下年度汉字“战”时，日本政府高官们正在首都东京热议“如何提升战力”。

12月16日，日本政府快速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政策文件，宣称日本应拥有“反击能力”，大举强化军事能力，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分析人士称，这是日本战后安保和防卫战略质的转变，偏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的步子越迈越大，首相岸田文雄可能已经踩上“政治地雷”。

质的转变

经过为期数月的磋商，12月12日，执政联盟终于就三份安保政策文件草案达成一致。16日傍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东京发表电视讲话称，政府已批准三份文件，以增强日本的防御能力，应对日益不稳定的安全环境。

其中，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安保领域最高级别文件，系2013年出台以来首次修订。另两份文件分别为《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分别取代原有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三份文件决定了日本今后5至10年的安保政策和军备发展方向。

纵览三份文件，综合舆论，有几方面要点引发关注。

一是宣称日本应拥有“反击能力”，即“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它将包括各类远程攻击性导弹以及与美军共同使用的“综合防空与导弹防御”系统。

二是大幅提升军力，国防开支翻倍，到2027年防卫费将占日本GDP的2%，与北约的标准持平。有美媒称，这将使日本的年度预算达到约10万亿日元，仅次于美国和中国。

三是渲染地区威胁，首次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战略挑战”。

对此，上海市日本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吴寄南指出，自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的防卫政策已有过几轮“小步快走”的调整。最近一轮以2014年解禁“集体自卫权”、2015年通过“新安保法”为高潮，突破宪法第九条的限制，让战后防卫政策发生根本性转折。这次，岸田内阁通过安保三文件，是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颠覆性改变，偏离和平发展道路的步子迈得更大，宪法第九条形存实亡；也标志着日本政治生态的重大改变；同时还是中日关系的一次重大倒退。它让人们对日本是否重信守诺，是否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产生极大怀疑。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反击能力”方面，其实就是“先发制人”地对敌方攻击基地进行远程打击。过去，日本强调“专守防卫”政策，拥有的多为防御性武器。如今，日本想打着“反击能力”的旗号，名正言顺地发展远程打击武器，包括引进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将日本的12式反舰导弹的射程延伸到1200公里等。

军费方面，虽然日本口口声声说不做“军事大国”，但就防卫开支的规模而言，它已毫无悬念地成为“军事大国”。

涉华方面，日本对周边安全环境的描述令人不安。它对中国的措辞比美国还要激进，实际上是把中国作为假想敌。这既偏离了中日之间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共识，也与岸田在不久前中日两国领导人在巴厘岛会晤时有关“中日互不构成威胁”的承诺背道而驰。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认为，本次调整是日本整个安全战略发生从防卫性到进攻性的质变。过去，基于和平宪法第九条，日本不能拥有军队、不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不以国权发动战争，实行“专守防卫”政策。如今，只要预判到对方可能会发动攻击，它就可以先发制人地进行打击。这是攻击性的，完全背离和平宪法的和平主义精神，彻底颠覆了战后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

正因如此，日美同盟未来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战后以来，日美同盟并不对等，一直是美国保护日本。但自海湾战争以后，美国几乎所有军事行动都需要盟国来支持。日本开始提供一系列后勤资源、弹药补给等。如今，日本可以先发制人地进行打击，其攻击性武器的能力、可持续作战能力都将得到提升，相当于不仅仅作为“盾”，还将拥有“矛”的功能。日美之间将形成一种新的平衡和协调。

“大国情结”

随着日本新安保战略的出台，美国防长奥斯汀等美方人士发声表示欢迎。但在日本国内，最新事态引发各界的担忧和批评。

16日傍晚，数百名市民在东京的首相官邸前集会，高举“不可解禁反击能力”“反对安保三文件”等标示牌抗议。一些反战和平组织和日本学者认为，放弃“专守防卫”，将使日本再次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是极为危险的举动。

人们不禁要问，岸田内阁为何不顾危险，执意推出新的安保三文件？

究其背后，吴寄南认为，主要有四方面深层原因。

一是出于同美国保持战略一致，联手遏华的需要。日本当权者一直以日美同盟作为其外交基轴。在美国加大遏华攻势的情况下，日本自然要向美国表忠心、交“投名状”。与此同时，它也在用这样的做法来套住美国，给美国“带节奏”。

二是源于日本少数政要挥之不去的“大国情结”。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成为所谓“正常国家”，是日本少数政要梦寐以求的施政目标。从安倍复出后，日本在国际事务中一直有提升自身地位的强烈冲动。岸田内阁的最新举动就是在这条一以贯之的政策延长线上。它试图用增加军事筹码的手段，提升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权重。

三是源于日本政坛“鹰”派势力抬头的政治生态。前首相安倍晋三去世后，自民党最大派系“清和政策研究会”群龙无首，一些“鹰”派头面人物为吸引眼球、凝聚支持，竞相在外交和安全保障问题上示强示硬。在这样诡异的气氛烘托下，岸田内阁被推着往前走。

四是源于岸田首相摆脱施政困境的政治需要。在自民党历史上小派出身的首相往往短命。岸田上任一年零两个月，由于在应对疫情蔓延、日元贬值和振兴经济上乏善可陈，特别是在安倍国葬问题上独断专行，加上阁僚丑闻迭出，一个月有三位内阁大臣辞职，内阁支持率已跌至30%的“危险水域”。有鉴于此，不排除岸田希望通过外交、安全上的大动作来转移视线、维持政权。

吕耀东认为，日本之所以渲染地区威胁，调整安全战略，其目的是扭转“特殊国家”的身份，修改和平宪法，拥有自己的军队。它要如何说服日本民众？那就是渲染周边威胁。此外，渲染周边威胁，也是日美维系军事同盟继续存在的理由和借口。自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两极格局不复存在，特殊历史产物日美同盟本应消失。但是，日美一直在东亚建构所谓的敌人。日美标榜，日美同盟是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石，但事实上，东亚地区的不安定、不确定，很大程度上源于日美军事同盟的存在。

“政治地雷”

尽管岸田雄心勃勃，但从实际操作看，围绕防卫费从哪里来，日本国内正展开争论。岸田称，政府每年需为此额外筹集4万亿日元（约合300亿美元）。他提议增税以提供其中四分之一的资金。但一些国会议员和舆论质疑，日本通胀高企、经济低迷，为何政府要让民众埋单？

吴寄南指出，围绕增加防卫费的财源问题，日本国内一直有争论。一种意见是通过发行国债来支付，另一种是通过增税。基于二战期间因发行国债导致军费膨胀的教训，自二战结束以来，发债填补军费一直是日本国内难以突破的一个禁区。在此情况下，岸田听取财务省的意见，选择增税作为资金来源。但近年来，增税一直是日本社会的焦点话题，好几任首相都因提高消费税税率受到民众反对而下台。日本民众这几年来一直苦于通货膨胀、收入缩减和生活水平下降。政府此时又要增税去采购武器，肯定会影响老百姓生计，遭到很多人反对。

吕耀东认为，日本舆论对三份安保文件的阻力不是很大。有民调显示，60%的日本民众支持行使所谓的“反击能力”。虽然日本的和平主义运动持续已久，但新生代的年轻人并没有经历过战争。随着老一代逐渐淡出，日本的和平主义力量正在削弱。相比之下，民众反对的主要是增税，可能涉及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烟草税。岸田政府没有说具体什么时候开始增税。但是，要民众自掏腰包，届时肯定会有不同意见。

“总的来看，三份安保文件的出台表面风光，实则仓促。”吴寄南说，它没有经过日本国会的充分讨论，也没有在社会上征求各方意见，取得一致认可。12月16日举行的临时内阁会议，仅仅用了13分钟的讨论就匆忙将其通过。文件真正落实起来，岸田将面临来自日本民众和周边邻国的反对，他可能已经踩上一颗“政治地雷”。

根本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也有美国学者警告，日本转“守”为“攻”，将加快亚洲军备竞赛的节奏，加剧地区不稳定。

吕耀东指出，一个曾经发动过侵略战争的国家，如今又重新武装，日本的最新举动会对地区国家造成心理冲击。与此同时，随着日本大举购买进攻性武器、将部队向西南诸岛派驻，以及日美关系的紧密化，会对周边国家的安全环境造成很大威胁。

围绕对华关系，吕耀东认为，日本还是两面下注的老一套。一方面标榜建设性的稳定关系，另一方面又做出损害中日关系的行为，完全是自相矛盾，有悖于常识和常情。

“从长远看，日本的民众终究会认识到，走军事扩张道路实际上违背日本的根本利益。日本的安全绝不可能依靠军事手段来维持。只有建立在与周边邻国和平合作基础上的安全，才符合日本的根本利益。”吴寄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