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乡：沚方故国留踪

本文转自：太原晚报

武乡：沚方故国留踪

马晓东 山西地名解谜

武乡县地处太行山脉与太岳山脉之间，浊漳北源流经中部。县境内最早的地名始于殷商方国“臬”，秦汉在此置涅氏县，东汉改涅县，北魏改阳城县，隋唐又演变为甲水县，后省入武乡县，才形成今天的武乡县境。“武乡县”是一个外来地名，它源起于晋中市境，北魏时期才从今榆社县北部迁来。今天解谜“武乡”之名，除了要梳理武乡县政区历史，还会涉及太谷县的箕城遗址，最终将追溯到殷商时期的古国“沚方”。

臬·㴪·涅水·甲水

今武乡县境内最早置县是秦代的涅氏县，东汉改涅县，县治在今武乡县西部的故城镇。

“涅县”之名源自殷商卜辞中的古方国“臬”。如“乙酉卜，争贞，上复从臬”（前五·一三·五）。又如“贞，涉㴪”（续三·二七·四）。前一条的“臬”是方国名，故址在今武乡故城村；后一条的“㴪”是流经方国臬的河名，即今涅河。战国时“臬”演变为“涅邑”，属韩国城邑。韩国布币文中有“涅”“涅金”。秦置涅氏县，汉因之。《汉书·地理志》：“上党郡：涅氏县，涅水也。”颜师古注：“涅水出焉，故以名县也。”而“涅”实为“㴪”的通假字。

秦汉涅氏县的范围包括今武乡、榆社、左权全境以及和顺县中南部与沁县北部，地域广袤，横跨太行、太岳之间。东汉以后，涅氏县更名为“涅县”，县域也渐被分割。首先是在东汉末划出今左权县一带置轑河县；西晋初再划出今榆社县一带置武乡县。到西晋以后涅县境只留下今武乡县和沁县北部地区。北魏太和十五年（491），武乡县治所由今榆社境迁至南亭川，即今武乡县故县镇。至此，涅县东部区域也划入武乡县，并形成涅县、武乡县东西对峙的局面。

北魏末的永安年间，涅县更名阳城县。后在此置南垣州，寻改丰州。北齐改戎州，北周废。隋开皇十八年（598），改阳城县为甲水县，大业初废。唐武德三年（620），再置甲水县，六年废。从此，东汉涅县遗留下的最后一块地域，以涅河为天然县界，河北划归武乡县，河南划归铜鞮县。

“甲水”又是“涅水”的讹写，因涅、甲两字古代同音。这与北朝时期“胡汉译言皆讹误”的民族战争环境有关。涅水发源于武乡县西北的分水岭，这里处于黄河水系与海河水系的分界处。分水岭有两处泉源，一股北流注入汾河，终归黄河；另一股即涅河，南流注浊漳河，终归海河。两河源于一地，却背道而去。受“甲水”的影响，后来把北流的河水称为“侯甲水”或“胡甲水”，把分水岭称为“胡甲山”或“胡甲岭”。侯、胡一声之转，古代方言有“小”的含义，侯甲水，义为小涅水，即今祁县昌源河也。

武乡县名自北来

以上我们谈到武乡县名南迁，最后取代涅县的过程。

原武乡县始置于西晋，属上党郡，县治所在今榆社县北20公里的社城镇。当时武乡县的政区范围包括今榆社北部、太谷东部、榆次南部、和顺西北部。这一区域是上党通往晋中盆地的交通要隘，有象谷古道、平都古道、马岭关古道等，在此设县对于强化地方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十六国时期，石勒又在此置武乡郡，郡治武乡县。北魏延和二年（433）改武乡县为“乡县”，为乡郡治所。太和十五年（491），乡县治所南迁至南亭川，即今武乡县故县村。唐初甲水县划归乡县后，形成今天武乡县境。武则天登基后，天下郡县竞以“武”为地名。当时除了命名武丰县、武圣县、武兴县、武昌县等一批吉语地名外，还把带“唐”的地名都改为“武”。如改唐兴县为“武宁县”；改唐林县为“武延县”等，明显有以“武”代唐的含义。在此背景下，乡县又恢复了武乡县旧名。唐中宗复位后，原来被改的地名也全面复辟，所有带“武”的地名尽被清除，武乡县又改乡县。唐景云元年（710），唐睿宗了解到“武乡”确系西晋旧名，与武氏代唐并无瓜葛时，方再次复名武乡县。此后至今武乡县名一直保持稳定不变。

现在，我们在榆社县社城村东还能看到西晋时武乡县故城的遗址。城址依山面河而建，平面呈长方形，现在地表存西城墙，墙体夯筑。1984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武乡与箕城遗址

对于“武乡”地名的考释，首先要从“乡”和“武”两字开始追寻。

“乡”在古代地名中多表示古方国、古城邦的旧地，这也是古地名命名的普遍规律。如在永济市有上古虞幕之国旧地“虞乡”；在河津市有春秋古耿国旧地“耿乡”，《汉书·地理志》：“耿乡，故耿国，晋献公灭之”；《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商周非子之国“其子孙封裴乡，今闻喜裴城是也”；《博物记》：“临汾有贾乡，贾伯邑”；河南济源市有春秋原邑，古名“原乡”等等。所列虞乡、耿乡、裴乡、贾乡、原乡都是古国遗址。因此《吕氏春秋·求人》：“羽人裸民之处，不死之乡。”高诱注：“乡，亦国也。”经此触类旁通的总结和已知的判断，我们可以推导一个初步的解释：武乡是以“武”为名的古国。

为了寻找这个古国的地望，我们在原武乡县这片区域中对比搜寻，最后关注到一处著名的古文化遗址“太谷箕城”，考古界称为“白燕遗址”。

白燕遗址位于太谷县东，乌马河北岸。1956年发现，1980年至1981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发掘，取得了重大考古成果。白燕遗址的特点是时代跨度大，从新石器时期延续到夏、商、周，其文化层厚达5米，内涵丰富。同时遗址面积较广阔，总占地约35万平方米。目前发掘面积为3000余平方米，发现有房屋基址、墓葬、陶窑、灰坑等。出土陶器800余件及工具、装饰品1000余件。成为研究晋中先民生活、生产、文化习俗的重要历史资料。

白燕遗址在古代叫什么地名呢？一直无人能说清楚。1953年，在白燕村旁边的王村发现了一座唐代墓葬。墓中出土一方“周故王君墓志铭”。墓主王师，字君明，太原人，官至上骑都尉，逝于武周长寿二年（693）。墓志铭文中有“葬于箕城之内故茔之北”字样，告诉我们在唐代这里名为“箕城”。

箕城的地名早在《后汉书·郡国志》中就有记载：“阳邑，有箕城。”《水经注·洞过水》也记载：“《魏土地记》曰：‘晋阳城东南百一十里，至山，有蒋谷大道，度轩车岭，通于武乡。’水自蒋溪西北流，西经箕城北。《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晋人败狄于箕。’”

《水经注》中提到这里是春秋时期晋国人打败狄人的箕城，但是这一说法历代学者是有争议的。箕，在《左传》中还出现过，例如成公十三年（前578），晋国派遣使者吕相赴秦国宣布与之断交，他指责秦国种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其中就有“利吾有狄难，入我河县，焚我箕、郜”的激愤之言。意思是说：你们在我国遭受狄人祸乱之际，趁机入侵我们临河的城邑，焚烧了我们的箕、郜两座城市。从内容上分析，箕城应该是临近黄河并与秦国相邻的城邑，以当时的战况判断，秦国军队也不可能深入到今天的太谷。从顾炎武以来就有很多学者力辨其非，他们根据《太平寰宇记》中“蒲县故箕城”的记载，提出《左传》中的“箕”应该是位于今蒲县境内的古箕城。清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总结了诸家之说，也认为：“箕，地当近河。今蒲县本汉河东郡蒲子县地，东北有箕城。晋人败狄于箕，当在此。此说本《寰宇记》，殊可据。”

尽管春秋时期的箕城不在太谷，只是传说，但这里与榆社县境地相连属，交通频繁，“箕城”文化对于今榆社县的政区命名有过重要影响。唐武德八年(625)，在今榆社县城置箕州，即以此得名。2001年，榆社县城关镇在乡镇撤并调整工作中，也以此改名为“箕城镇”。可以看出太谷县与榆社县之间的文化共同点，皆源自象峪河流域文化的核心区古箕城，并直接影响到榆社县政区的命名，晋代命名“武乡县”也不会例外。

“武乡”名源于沚方

前面已经提到，历代学者都认为春秋时期的“箕”在近黄河的地方，不可能在今太谷县境，那太谷的“箕城”地名又从何而来？“武乡”与“箕城”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

我们在探索过程中，分析了箕城的地理环境、遗址规模和出土文物，判断这里可能是商周以前的古国或都城遗址，以“武”为名的古国当在此间。继而考之文献与实地，通过筛选，逐一辨正，将目标锁定在殷商古国沚方。我们发现“箕”与“沚”为一声之转，是韵母相同由声母转变造成分化的两字；而“武”与“沚”在古文字中可以通假，是同音字、同源字相假借的用法。武、箕、沚三个地名分别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三者因果相袭，含义相同，皆指一地。由此确认太谷的箕城就是殷商时期的古方国“沚方”，而沚方又是“武乡”命名的渊源。

沚方为殷商武丁时期的方国。在卜辞中有“沚方”“方其来于沚”“来自沚”等记载。《殷契拾掇》中还有“沚或伐ㄉ方受又才”，内容是沚方与ㄉ方之间的征伐，ㄉ方，即位于今长治市韩店的古黎国。从卜辞中还可以看到沚方曾追随商王朝与山西境内的土方等方国有过战争，古文字学家分析沚方应该在山西境内。因此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把“沚”列入“晋南诸国”。朱凤瀚《武丁时期商王国北部与西北部之边患与政治地理——再读有关边患的武丁大版牛胛骨卜辞》中继续定位：沚方可能“在太行山西麓的浊漳水和清漳水流域附近”。这与本文将沚方位于太谷箕城的结论更为接近。

又见清光绪《山西通志·金石记》：“武字空首布，文一‘武’。篆文，‘武’其右旁‘戈’即借布中之界画成字。”空首布是兴起于春秋中期的一种青铜货币，此币面铸有地名“武”，“武字空首布”证明在当时确实有叫“武”的地名。《金石记》认为“或晋币”。

再看古箕城遗址地处象峪河、津水河、乌马河三河之间，河流环绕，符合先秦时期所谓“小渚曰沚”的地理特征。近年来，此间已经改建为太谷县乌马河湿地公园。

《魏书·灵徵志》“肃宗正光三年六月，并州静林寺僧在阳邑城西橡谷掘药，得玉璧五，珪十，印一，玉柱一，玉盖一，并以献。”这次文物发现地在今象峪河谷，也应该和箕城的沚方文化有关。

“沚”，最初是个会意字，指践水，从水，止亦声，后引申义为小渚。“武”，会意字，义为持戈行进，止亦声。《广韵·止韵》：“止，足也”，沚、武古代均有足音，且二字同源，故沚、武可通。综上推定，殷商时的“沚”，演变为春秋时的“武”，晋代因置武乡县，这当为“武乡”地名一路走来的轨迹。而“沚”与“箕”因音近而分化，是为“箕城”地名的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