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一百多年前的影集，为“新政”拾遗补阙

本文转自：北京青年报

这本一百多年前的影集，为“新政”拾遗补阙

《仓场验米图》再现清末南粮北运、漕粮验收的真实场景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仓场验米图》影集以文字与影像的形式，再现了百年前南粮北运、漕粮验收的真实场景。这对研究大运河在历史上的作用、南粮北运中诸多环节的变化，以及漕粮验收中的诸多细节增添了颇为丰富的资料。同时，亦可作为研究清末“新政”实施的有关资料。

漕粮运输与验收固然不是“新政”诸多改革中的“重头戏”，但又正因其不在学界的“聚光灯”之下，相关史料亦不为多见，长久以来对“新政”在这一方面的具体改革细节缺乏足够的了解与关注，《仓场验米图》对此做了极有益的补充。

至关重要的漕粮验收，相关史料却并不多见

自从元朝定都北京后，京师每年所征税粮，大部均由南方经过水路运到京师。为了使粮食运输更加便利，元世祖忽必烈任用水利工程学家郭守敬，开凿了从元大都至通州的通惠河水利工程，使运粮船可自通州直达积水潭。至明朝嘉靖间，由于京师南侧加筑外城，城内河道已不便漕运，故漕粮大多运至东便门外的大通桥下，然后再经东护城河水路或陆路运至朝阳门内，入储各仓廒。

入清后，清政府仍沿用明制。直至道光六年（1826年），通过雇用商船进行了第一次海运漕粮的尝试，后由于种种原因，时断时续，海运迟迟未能形成定制。同治十一年（1872年），随着轮船招商局在上海的创立，在轮船参与下的漕运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漕粮海运成为主要的运输方式——首先将漕粮集中运至上海，由上海装船，经海运运至天津，然后再通过运河运抵通州。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新政”施行后，又改为漕粮由轮船运至塘沽，再由塘沽装火车直接运抵北京朝阳门外，从而实现了“朝发午至”，并实现了“昔日拨运之弊遂除”之目的。

清末新政，又称庚子新政、庚子后新政、戊戌变法、光绪新政，是清朝末年的一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事件之一。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签订《辛丑条约》对清政府打击甚大，保守派开始主动进行变法。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清政府力图在军事、官制、法律、商业、教育和社会方面进行一系列系统性改革。改革内容多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戊戌变法近似，但比之更为深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自元朝至清末，为了保证京师所用漕粮的存储安全，入廒前必须要经过验粮官员查验，只有经过他们认可，达到储存标准的漕粮方可入廒存储。为此，清朝特设仓场衙门监管此事。仓场衙门最高长官称总督仓场侍郎，简称仓场侍郎，又因其是仓场的总管，也简称仓场总督，品秩为正二品。为便于管理，仓场侍郎由满族、汉族各一人兼任；下辖坐粮厅、大通桥监督、京仓监督、通仓监督4个机构。至光绪末年，随着“新政”的实行与河运的废止，仓场侍郎的职能也有所变动。

漕粮的验收与入廒收藏，是南粮北运的最后一环，也就是说从南方运送到北京的漕粮，只有通过验收，进入廒仓，方可谓全过程的结束。因此，监管验粮的仓场侍郎在验收过程中可称是举足轻重之官员。但是，有关仓场验粮的过程、其间仓场侍郎的监管、其他参与验粮官员的职责等资料，似乎在史料中所记并不多，很多考证漕运历史的文章谈到此处时大多一笔带过。尤其是清末实行“新政”后，漕粮的运输进行了较大的变动与改革，日进京量有了大幅增长后，漕粮的验收又是如何进行的？这似乎一直是个谜。

《仓场验米图》，南粮北运第一手原始档案资料

《仓场验米图》影集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京城仓场满籍侍郎桂春、汉籍侍郎刘恩溥二人所编,内收照片8张以及桂春所写序言、刘恩溥所写跋文和每张照片所附文字介绍。可以说，影集通过现场拍摄的照片与文字，全面、详细地记述了漕粮验收的全部过程。这无疑是清末“新政”实行后漕粮验收情景的真实再现，也是有关南粮北运极为珍贵的原始档案资料。

影集高40.5厘米、宽49.6厘米，封面、封底均为楠木板装饰；封面上镌刻有隶书题名“仓场验米图”5字。装帧采用了中国传统技艺“推篷装”法，即由下向上逐页阅览的方式，计1册20页。

打开影集，册首上下对开两页为桂春所写近500字序言。此后上下对开各8页，均为记述验粮过程的文字与验粮现场拍摄的照片。照片高26.8厘米、宽37厘米，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湿版火棉胶摄影法拍摄并洗印。照片不仅尺幅阔大、保存完好，而且图像极为清晰。册末上下对开两页，收刘恩溥所写五百余字跋文。序言、跋文及册中文字，均用墨笔书写于洒金蜡笺纸上，再以传统的挖镶装裱法将洒金蜡笺纸与照片收于册内，并在四周附以淡青色龙纹花绫。纵览整部影集，无论是做工，还是装饰，都极为考究，颇显高贵，绝非民间之物。

依据文字记述，影集内照片所呈现的分别是“火车到京”“卸米入廒”“运米备验”“米台呈样”“分段验米”“斛收进仓”“迎风销袋”“潮湿风飏”8个漕粮验收场景。序言、跋文以及每张照片所附文字则详细记述了“新政”施行后，漕粮验收的各道工序、各级官员所负责任以及消除昔日弊端后所取得的政绩。

巨变：漕粮先到天津，再由火车运至北京

通过对《仓场验米图》内的图像及文字信息的提炼与剖析，我们可获知清代特别是清末“新政”以后关于漕粮运输与验收的若干情况。

南粮北运，自元朝始至清朝末，一直是历朝历代的重要国策。通过桂春的序言与刘恩溥的跋文，可知清末“江浙二省岁取漕白粮一百万石，纳於京仓”，以及“令江浙二省，岁以漕白粮一百万石输入京仓”之细目。由此可见，江浙二省不仅是物产丰盈的鱼米之乡，也是京师漕粮的主要供奉产地。

“新政”实行前后，漕粮自南方运至京师发生过怎样的变化？通过桂春所写序言、刘恩溥所写跋文亦可知晓。桂春曰：“我朝定鼎，沿明遗制，东南漕赋，遵淮渡黄，溯南北运河以达通州”，然后再“由通惠河运至大通桥，由大通桥监督以舟车输入各仓”。至同治初年，漕粮的运输“改用轮船、沙船，由沪海运至天津，由津易拨船（注：剥船，与“拨船”同，皆指“驳船”）河运至通州”。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新政”施行后，方改为“悉用轮船，行抵塘沽，改用火车运京”。

刘恩溥亦曰：“废天津拨船，令海运漕粮抵塘沽后以火车运京”，可见运输方式改变之大。《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二·食货志三》载：“是年（光绪二十六年）南漕改用火车由津运京”，早于桂春序言所云时间一年。而《清史稿·卷四三九》中的《荣庆传》述及漕运“新政”情况：“二十七年，擢大理卿，署仓场侍郎。以剥船盗米，改由火车迳运，并仓廒，增经费，杜领米弊端，裁稽查仓务御史，皆如所请行。”与桂春序言所述一致。

桂春是漕运改革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其序言可视作一手材料，又与《荣庆传》一致，也基本证实了《食货志》所载漕运改用火车由津运京的时间不确，更知此影集有为史书拾遗补阙的重要价值。

改革后运至京城的大米，“干圆洁净，竟为数十年所未见”

在桂春所写序言、刘恩溥所写跋文中均有详细记述。如“以昔年仓储积弊，由於陈陈相因，近时俸饷之糈，岁不过八十万”，而实行“新政”后，“令各省折征之外，江浙二省岁取漕白粮一百万石，纳於京仓，著为定例”。同时改“江浙运漕悉用轮船，行抵塘沽，改用火车运京”，这不仅改变了过去“百弊丛生”的局面，而且达到了“费省运速，旧弊悉除”之目的。更为可观的是漕粮的运输次数、数量竟可达到“日二次者，午初、未初到局；日三次者，巳初、午正、未正到局。每次以车二十辆，运米六千余石”到京的庞大数量。

京师验米处自明朝始就设在通州大光楼，“新政”实行后，改朝阳门外太平仓为验米处。此一改动，不仅“接京津铁轨直达其内”，而且彻底根除了原在通州扬晒漕粮过程中出现的“飞洒盈野，任人争取，率以为常”情况，变身为“验米场缭以墙垣，承以席片，非特无人阑入攘取，而颗粒皆可检收”的场景。

制定新的管理措施，改革官衙机构中存在的弊端，也是“新政”实施内容之一，在漕粮验收中亦不例外。正如跋文中所言：“沪局已渐生懈，弊端业经潜伏。遂不避嫌怨，奏请严定劝惩章程。於是本年江浙漕粮到京，干圆洁净，竟为数十年所未见”，从而达到了“比年验收漕粮，一切情形与昔时逈異”的局面。在人员管理上也同样进行了改革，“光绪二十七年奏改新章，易经纪之名为夫头”，采取“派监斛委员督饬夫头率各役斛量”漕粮等验收措施。此外，“裁并仓储，节省漕运”，“改弦更张，毋蹈故辙”等多项“新政”后新措施的实施，在影集中多处凸显出来。

千里迢迢运到京，如果大米不合格咋办

太平仓位于北京何处？验米场地有多大？这在北京的史料中似乎记载也不多。而此影集记述则颇详。在“火车到京”照片所附文字中记：“太平仓在朝阳门外石路之南，西倚城墙，东临城河。旧筑围墙，自北至南，直抵东南角城楼下，袤延四里许。”并且“改北半为仓场验米处，南半为江浙卸米处”，中间建有“日下苏杭门”为界。由此可知，验米处太平仓绝非现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太平仓胡同，尽管它的名称是因太平仓而得名。此外，太平仓南北竟然有四里多地长，而且中间还建有“日下苏杭门”将卸米与验米分开。今天，朝阳门外的太平仓早已不存，有关它的资料与影像也极为稀少。此影集无疑既可补北京史料之不足，也可补南粮北运之资料。

在“米台呈样”文字中记：验米台“高於平地尺许，以砖磨砌，四围镶巨石，广方数十丈，其平如砥”，并且在台的西侧，紧靠城墙“建厦三楹，为收阅样米之处”，在台的东北“建高楼，为仓场暨坐粮厅督率员役瞭望之处”，而绝非今日通州复建大光楼之宏伟。漕粮验收的程序及各级官员的检验，在“分段验米”文字中也有记述，这就是“江浙委员呈米样后，仓场满汉侍郎、坐粮厅满汉监督各分一段，亲往逐袋察看，并以铁探探取袋底之米。勘验相符，始准兑收；其有参差不一律者，提出驳退。”可见分工明确，各负其责，无疑可充实南粮北运中漕粮验收的史料。

此外，针对漕粮在长途海运中出现的受潮情况，除去“提出驳退”外，还采取了哪些补救措施？影集中亦有说明，这就是采取了“迎风销袋”“潮湿风飏”的办法。对于仅仅袋底受潮的漕粮，“令夫役於倾袋出米之时，先倾其半，余则以手握袋底，向高抖掷，迎风飞洒，潮者自干”的办法；而对受潮严重者，则“饬夫役以箕盛米，迎风飏掷。其糠土稻皮则随风散去，其潮湿者则经风收干”。并针对潮湿程度的不同，规定“湿轻者一风，湿重者二三风，一律干洁，方准兑收”。可见，漕粮储存前所采取的防潮措施是依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方法加以解决的。

仅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各藏一部

综上所述，《仓场验米图》影集以文字与影像的形式，再现了百年前南粮北运、漕粮验收的真实场景。这无疑对研究大运河在历史上的作用、南粮北运中诸多环节的变化，以及漕粮验收中的诸多细节增添了颇为丰富的资料。同时，亦可作为研究清末“新政”实施的有关资料。

“新政”诸多改革中，漕粮运输与验收并非“重头戏”，相关史料不为多见，长久以来对“新政”在这一方面的具体改革细节缺乏足够的了解与关注，此影集对此做了极有益的补充。尽管“新政”的实施，如同照射在已经病入膏肓、气息奄奄的大清帝国的一缕残阳，并没能挽救封建帝王最后覆灭的命运，但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还是值得关注与研究的。

查公藏著录，《仓场验米图》影集仅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各藏一部，其中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或缺图或缺文字。反观此影集，不仅图文俱全，保存完好，而且文字均写于洒金蜡笺纸上，明显看出规格要高于其他馆所藏之上，可见其颇为稀见与珍贵。 文/彭震尧李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