泼天的富贵，它的主人是谁

本文转自：钱江晚报

近千年前，一只陶瓮里塞进了400多件金银器

泼天的富贵，它的主人是谁

北宋银铤

金叶子

金光闪闪的金梳子

本报记者 马黎

一只45厘米高的绿釉陶瓮，不到半人高，小底大口，很像外婆家里腌菜的缸。

北宋靖康二年（1127），金兵围攻首都东京（今开封），俘虏宋徽宗、宋钦宗，大肆搜刮金银北归，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难”。

兵荒马乱。河北易县，当年荆轲刺秦王出发的地方。有人匆匆在这只瓮罐里塞进了400多件东西，压压扁，埋入土里，再也没有回来。

1986年，河北省保定市易县高陌乡大北城村，距离易县县城东十余公里。那天，一位曹姓村民在自家地里翻土，突然发现了这只瓮罐，马上上报当地政府，易县文物部门及时接收。

38年后，跟本报记者同龄的这只瓮，出现在了杭州市临平博物馆东馆，罐子里400多件物品，一一展出，取名“易水寒光——宋辽金银器窖藏展”，展览将持续到8月11日。

展厅幽暗，光，来自它们——金银器、玉器、琥珀、水晶……一只罐子里，居然装满了“泼天的富贵”。其中14件/套一级文物，171件/套二级文物。

主人是谁？

由于种种原因，这只在北方地区很普通的陶瓮，在被发现后的30多年里，资料一直未曾发表，也就是说，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如果不是遇到黎毓馨和扬之水，它会不会永远沉睡？历史无法假设，反正它遇到了。

2018年初，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主任黎毓馨去了一趟易县，主要为了调查北魏和平六年（465）交脚弥勒石像。在库房里，他看到了这只陶瓮，考古人敏锐：这是窖藏。

考古学上，窖藏遗存是在突发事变过程中，人们特意藏匿宝物的一种方式，一般多盛装在金属或陶瓷瓮罐中掘地埋藏。多地发现的宋代金银器窖藏，主要为宋辽、宋金、宋元战争中富家大贾、官宦人家匆忙掩埋。

比如1959年发现的四川德阳金银器窖藏，一件四耳陶罐，里面藏了银器117件，上盖大砖一块。浙江也有，也是1986年，浙江义乌柳青乡游览亭村发现了一批窖藏银器，共40余件，有錾刻人物故事图银花片、台盏、注子等。显然，窖藏是人们日常生活状况的直接反映。

粗粗一看，易县这只陶瓮里藏的，以宋辽时期的金银器为主。黎毓馨马上请来研究中国古代金银器领域20多年的扬之水。2020年，他们与收藏单位易县博物馆、易县文物保管所开始共同整理、研究这批金银器窖藏，通过“二次考古”，还原它们曾经的荣光。

清点完一算，这只陶瓮净重20多斤，但是加上肚子里的东西，快150斤重。

主人太有钱了。瓮里藏了18件银铤和181枚金叶，这次展览全部展出，满眼金光。

18件银铤什么概念？此前已知中国境内出土的北宋银铤，据统计有19件。易县一个瓮里一次性发现了18件，这是第一次，把已知的北宋银铤数量增加了近一倍。

北宋银铤上会有铭文“伍拾两”，概念等于我们人民币上会标“壹佰圆”“伍拾圆”，易县这18件上也有，都是五十两大铤。五代和北宋时期通行五十两重的银铤。

但是，这18件银铤，实测重量在1969克至2036克之间。来做一道换算题。唐代以来，大约40克为一两，2000克约为五十两——此瓮有银九百两。

从重量来看，这18件银铤，均为五十两大铤。但是你发现了，这18件重量很接近，但并不是标准的50两。也就是说，“伍拾两”只是标识种类，并不是实际重量，所以平时用银锭买东西的时候，还需要称重。

而像金代通行的银锭，就很较真，铭文和实际重量一致，比如同样是五十两级别的大银锭，铭文老老实实注明“四十八两九钱”，精确到一钱，甚至半钱。

北宋人用银铤的时候，还有个习惯动作，刮掉表面“伍拾两”的字样。比如1959年在巴林左旗出土的北宋银锭，就是这样，有时候还刮得不太仔细。易县发现的银锭，也符合这一特征。

五十两银铤，大钱了，所以用的时候，还要截断，分成两部分或者更多部分。

再看样子。这18件银铤，虽然“腰”都很细，但长相不同。有北宋流行的平首束腰型银铤，也有少见的圆首束腰型银铤，更是第一次出现了弧首束腰形的新形制——上端弧形，不容易割手，这也开启了南宋时期流行的器型。

南宋以后，这种五十两的银铤，在杭州发现得特别多。目前发现的北宋官锭，都是五十两大铤，而南宋时期，流行的有五十两大铤、二十五两中铤和十二两半小铤三种重量。

易县出土银铤上诸多的地名和责任人信息，表明了这批银铤都是官铤，而且第一次在银铤中发现了“夏祭银”，从实物证明了北宋末期夏祭北郊制度的存在。

除了钱，还有同样金光闪闪的酒器和首饰，它们在瓮罐里多数被压扁、分离，二次考古时，扬之水和黎毓馨等人根据历史背景和资料，做了重新还原，发现大多数成对成套。

眼前一只执壶，也叫酒注，长颈、折肩，盖钮做成一个二重台，顶端是花台上的一个小狮子，盖钮下面的一重以连珠纹为边框，錾一周龙牙蕙草。再配一件花口银碗，口沿与圈足分别环以龙牙蕙草。这就组成了一副注碗，在宋代很流行。

扬之水认为，酒器与辽代金银器的风格大体一致，只有盖顶狮钮的做法多见于宋。

耳环六副、金梳子两枚、鎏金银梳子五枚……不知道主人往罐罐里塞这些首饰时，有没有一点肉痛。瓮里除了大量货币，首饰排在第二位，钗、簪、梳、耳环、钏镯、带具……类型多样，形制规整，器物纹饰一致性很高，说明来源集中，规格也较高，这应该与主人身份品级有关。

再说说梳子。

这只瓮里发现的金梳子数量超过了此前出土的总和，造型和工艺都同宋物一致，比如江西彭泽易氏夫人墓出土过北宋元祐五年的双狮戏毬纹银梳，但只有一件。这只瓮里却有那么多。

一级文物“满池娇纹金梳”，名字很诗意，小小的梳背上居然设计了三重图案带，以池塘的各种动植物为素材，天鹅、婴戏、慈姑叶、荷花荷叶，点缀其间。

唐五代有满头插小梳的习俗。看看河北蔚县杨庄窠辽壁画墓里画的女主人，她的头上插了四把小梳子，这是汉代女子的妆容。再看易县窖藏中的簪钗与梳子数十件，多数造型和纹饰也都是北宋气韵。

辽代的金银首饰里，簪钗很少，这是汉代女子爱用的。易县发现的簪子，有拨子式簪与花头簪，也是宋代金银簪子的式样，但是此前发现的多是南宋物，由此可知这种式样在北宋就流行了。

扬之水认为，从目前的出土情况来看，辽代金银器既有着北方草原民族的特质，又以汉风贯穿始终。此前也有实例，入辽的后唐庄宗德妃伊氏墓，葬制与出土金银器就来自不同风俗。

此前考古发现的北宋金银器，多为出土于塔基地宫的舍利容器，南宋金银器多为酒器和饰品。而易县窖藏一次性发现了那么多北宋金银器，且多是生活用品，这是第一次。

宋辽时期的易县，是多民族杂处地带。易县的地理位置，刚好在宋和辽的边境，命运多舛。早年属于宋，五代后晋石敬瑭把它割让给了契丹。周世宗北伐，收复此地，夺了回来。宋太宗雍熙北伐失败，易州又丢了，被契丹夺回，置高阳军，历百余年。所以，时辽时宋，是易县的命运，这批金银器，也呈现了这种风格。

扬之水说，马具、带具和丧葬用器中的各种装饰用具，是辽代金银器中最具特色的部分。而器皿一类，早期多是由唐五代而来，晚期则与北宋相近。各种节日里，辽宋之间互赠礼物中的金银制品可以看出汉与契丹的趣向之别——辽之馈赠以马具、弓箭、装备等为主，宋之馈赠则以金银酒食茶器为大宗。宋廷赐契丹使节物件中有金带、金束带，又银瓶、注椀、银器若干两等。辽代早期金银器显示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它是建立在俘掠人口的基础上，其制作很可能是出自汉族工匠，那么发现于辽境的金银器中有宋物，并不奇怪。

终极问题，主人是谁？

扬之水认为，首饰就品类和纹样而言，窖藏主人应非契丹族，至少眷属是汉人。论整体风格，主要也以宋风为主，但也有若干辽代纹饰与工艺融汇其中。推测这批窖藏器物的拥有者，应该与宋廷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或许曾经有在宋廷当使者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