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电影编剧康春雷、年度青年创作者陈翠梅：在缝隙之间创作

年度电影编剧康春雷、年度青年创作者陈翠梅：在缝隙之间创作

2023年12月19日，第23届中国视频榜在北京圆满落幕。

今年，康春雷、魏书钧获评“年度电影编剧”。他们是连战连捷的编剧搭档，也都是雷厉风行的个性影人。他们在激烈的争论中打磨故事、交换灵感，在互相拉扯的创作过程中互相成就、互相理解，由此携手在2023年奉献了《永安镇故事集》《河边的错误》两部佳作，成为新的文艺片鬼才组合。

而“年度青年创作者”则被颁给了陈翠梅。她的创作形式，涵盖小说、短片、长片乃至AI艺术；她也是一位母亲，孩子作为“野蛮人”的隐喻，促使她自编、自导、自演《野蛮人入侵》，用一个利落的侧踢动作，击向狼狈不堪的生活。她当然不是“东亚版芭比”，她甚至不愿意被称为“女导演”，拒绝被性别定义。

作者 | 朱恺、钟毅、段志飞

题图｜《河边的错误》

年度电影编剧 康春雷：

剧本被拍成电影后，

就有了独立的命运

《永安镇故事集》和《河边的错误》 —— 两部入围戛纳电影节的作品，出自同一导演和编剧之手，尽管票房和口碑没能打破文艺片的定律，但它依旧吊足了观众的胃口。

2023年，随着这两部电影的陆续上映及热议，魏书钧和康春雷这对“文艺组合”开始被人记住。对于魏书钧来说，有讨论是一件好事。“观众看不懂”是一种感受，并不是所有入围电影节的都是好电影：“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当它进入更广泛的视野当中，讨论的基础和氛围会更好，所以还是希望更多人能看到。”

康春雷。（图/受访者提供）

康春雷也同样觉得，一部电影被观众接受与否、票房好或者不好，都是非常难预判的，“如果冲着票房去写东西，对于创作来说未必有益”。

写剧本，

原创和改编没有太大区别

《新周刊》：你们今年有两部电影上映，票房和口碑各有分化，会去关注这些评价吗？

康春雷 ：《永安镇故事集》是我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片作品，所以一开始面对观众，我是很忐忑的。它是一个偏解构性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意味着更隐秘，这种隐秘可能会造成一些理解上的差异。我会去看观众的评论、看他们对电影的看法，时常反思自己哪里没有表达精准、和观众的理解有哪些差异。

后来《河边的错误》上映，我觉得就好一些，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更具开放性的故事。至于电影票房，老实讲，它其实既和我的收入没有关系，也和我的创作意图没有关系——电影生产出来之后，就好像有了一个独立的命运，观众接受或者不接受、票房好或者不好，我们在前期都是非常难预判的。

电影《河边的错误》剧照。（图/《河边的错误》）

负责宣发或者制片的团队，他们也许可以算一个数出来，但是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说，如果照着那个数去写的话，就真成了做生意，对创作本身来讲，反倒不一定是很好的方式。

《新周刊》：《永安镇故事集》是原创剧本，《河边的错误》是改编，从编剧的角度来看会有什么不同吗？你们的合作模式是怎样的？

康春雷 ：两部电影的创作流程其实差不多。我俩合作是从2019年年底开始的，一般就是先聊聊对这个项目的看法，然后一起想故事的结构和大纲，如果没有问题就调整分场、写写台词。

我觉得从剧本创作的角度来看，原创和改编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永安镇故事集》是先收集素材，再通过素材去创作；《河边的错误》有余华老师的现成作品，但我们也同样是把它当作素材来处理改编。我们抓住原小说的主题核心去创作，在表现形式上下了更多功夫。

（图/《永安镇故事集》）

当然，因为故事结构不一样，我们会产生不一样的创作方式：《永安镇故事集》是辐射性的，它可以发散出去进行创作，所以即兴的感觉会多一点；《河边的错误》是一个更严谨的叙事类型，我们即兴的部分会更少，然后在拍摄上因为是胶片，也会更严谨一点。

导演和编剧，

都有不自由的地方

《新周刊》：做编剧的自由度高吗？你平时会阅读哪些作品？

康春雷 ：它首先还是一个服务型的职业吧，电影不说是工业化生产，至少也是一个特别有团队性的工作。这就要求编剧充分理解导演的意图，然后尽量和导演沟通，达成看法上的一致性，在一致性的基础上，再通过技巧也好，通过资料收集也好，找个方式把它创作出来。既然是团队合作，那就都会有不自由的地方，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拿掉自己的一些看法或喜好，达成共识。

（图/《河边的错误》）

我有想过写小说，但是目前还在尝试阶段。阅读方面我不是特别有倾向性，之前有一段时间在读拉美作家的作品，我觉得文艺青年好像都是要经过拉美文学的洗礼。日本文学我也有很多喜欢的，像芥川龙之介、大江健三郎、川端康成等，都会看。还有韩国的作家，我觉得韩国出了两个特别好的女作家——韩江和金爱烂。

《新周刊》：你在电影中其实也有出演，这算是一次尝试，还是准备开拓演员这个边界？

康春雷 ：演员尝试过两次了，《永安镇故事集》和《河边的错误》都有。我是挺喜欢演戏的，以后如果能遇到适合我的角色，只要剧本好，我都愿意去尝试。

但你要说开拓，总会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我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经营这个东西。演员这个职业，它不仅仅是在表演上付出，还有很多，比如说宣传工作，还要花时间去试戏和筛选，如果和写剧本产生时间上的冲突，我可能还会选择先把剧本做好。这是我不想经营但特别想参与的一份工作，也挺矛盾的。

（图/《河边的错误》）

《新周刊》：之后有什么计划？

康春雷 ：如果以后有合适的项目，我也会和老魏（魏书钧）再一起合作，目前是先各做各的事情。其实我挺想尝试和前辈导演一起创作，因为我很想看到他们是怎么创作出一部电影的、和我们到底有没有差别，这是我好奇的地方。

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编剧类的奖项，对我来说是有鼓舞的，我也希望握着这份奖项，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去回馈观众。

年度青年创作者 陈翠梅：

我在生活的缝隙之间创作

联系上陈翠梅的时候，她正在马来西亚拍片。由于实在没有空余的时间完成采访，她选择在拍片的间隙，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和圆珠笔写下只言片语，然后用手机拍下来，通过微信传送给我。

“标题就叫‘我在生活的缝隙之间创作’吧。”陈翠梅说。这既是她对自己的一种调侃，也是大致的事实。

陈翠梅。（图/受访者提供）

通过陈翠梅发来的照片，可以隐隐约约看到马来西亚最近一直在下雨，东南亚的热带植物被雨水冲刷得绿光锃亮。“有个印度男人撑着伞，赤脚在下着大雨的马路上走着，神态自若。”她在纸上写下这些。

陈翠梅执导的电影《野蛮人入侵》，今年8月上映后引发了一些争议，然而，对于艺术作品来说，有争议并非一件坏事。这部电影也被众多观众打上了“女性电影”的标签，陈翠梅在后来的采访当中也表示，自己并不是在拍“女性电影”。

陈翠梅说自己中文不是特别好，在我看来显然是谦虚了，以下是她的自述。

陈翠梅：

我只是想拍点好玩的

很高兴成为新周刊中国视频榜“年度青年创作者”，但其实最近几年，我开始怀疑作者和作品这种想法，我认为我并未创作过什么。

我为什么拍电影？其实真的不为什么，可能欠缺野心，我的人生特别漫无目的。我认为我自己是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少有的快乐的人。我的生活追求，是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如果做不到，那至少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创作是我在生活的缝隙思考的方法，很多时候电影里的人物对话都是我的自问自答，他们经常是我的分身。因为文学和电影，我们可以经历不同的人生，有时候我就只是在脑海里想象我的不同可能性，基本上电影、微小说（中的人生），都是我自己虚构的人生，在我的虚构里，我可男可女、可老可少。

我不觉得我的电影是女性电影，或者马来西亚电影，或者华人电影，但是如果有人这么来贴标签，那也没什么不对。不过我拍《野蛮人入侵》的时候，肯定没有抱着“我要拍一部女性电影”这样的想法在做。

陈翠梅觉得，电影里很多对话都是她和自己的“自问自答”。（图/《野蛮人入侵》）

在电影的戏中戏开头，片中的导演胡子杰（张子夫饰）给女演员李圆满（陈翠梅饰）讲了一个关于宫本武藏被年轻人挑战的故事。胡子杰说：“对那个年轻人来说，剑就是一切，但对于年老的宫本武藏来说，一切都是剑，阳光是剑，时间也是剑。”后来胡子杰又补充了一句：“以前，电影就是一切。到了现在，一切都是电影。如果我们置身事外，在自己的生命里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生活就是一场电影。”我觉得这段话，基本上就是我的导演阐述了。

片子里说“我们来拍点好玩的”，所以我只是想要好玩，电影不是我的目的，拍电影本身才是。生活是什么？电影是什么？电影是生活的映照吗？生活是我们想象世界的映照吗？人生天地间，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图/《野蛮人入侵》）

我这几年比较麻烦的是，我觉得根本没有是非对错。大家都是盲人摸象。因为我们的文化成长背景不一样——地理环境、历史文化、性别、宗教、年龄、原生家庭——我们对世界的认知，都只是片面的。也因为我们生命的有限、宇宙的无穷，我们没有可能知道事实的全部。

刚刚出门时遇见我的印度邻居，他也是打着赤脚走进电梯，跟昨天的撑伞行人一样。“这两个月都得斋戒、祈祷、赤脚。不过进办公室还是得穿鞋，没办法。”我们一起下楼，走出电梯，我看他赤脚走在柏油路上，想想我昨天还以为那个路上行人是因为穷，没有鞋子。

（图/《野蛮人入侵》）

所以每次有人说了跟我想法不一样的话，我就会在想：他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即使我不认同，也会提醒自己，不要成为那个只摸到了大象的脚却坚持其他人都看错的盲人。所以你如果说白马是马，我也说对；你如果说白马非马，我也说对。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

人和人之间，必然充满误解。有人因为误会喜欢我的电影，也会有人因为误会不喜欢我的电影，都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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