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区划地名的历史

本文转自：南宁晚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人事在历史的潮起潮落中沉浮，区划地名也不例外。

历史上，有些行政区划层级的名称沿用至今，是基石般的存在，比如“县”。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就讲过“郡县治，天下安”。有些名称曾经显赫一时，是高层政区，如今只留下地名文化遗产，比如“郡”“州”，其在古代的地位一度不亚于当今的省、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如今作为区划层级的名称，除了少数民族自治州外已不复存在，只下沉遗留在市、县甚至自然村的名称中，如柳州市（市级）、横州市（县级）、昌平郡（自然村）。从汉代的州牧到宋代的知州，从三国的交州到唐代的邕州，可以看见“州”地位的下移。而类似今天地级市的“府”更是退缩到大院、楼盘的名称里，如“华府”“中山府”之类，也有一些乡镇仍保留着这个名称，如“府城镇”。

宋代的“路”也是相当于今天省一级的存在，当年的“福建路”，远非现在的“福建路”可比。现在命名为“路”的，多是供人车通行的实体道路，如南宁市的福建路。当然，彼“路”非此“路”，但仍有关联，类似的更为典型的还有“市”。

南北朝的《木兰诗》早已有“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的诗句，唐朝的东市、西市也很出名。当时的市相当于现在的菜市、农贸市场、交易市场，最多是商场、城市综合体、商业街区。我们现在合说的“城市”，在古代是分开的，而且市也不是一级行政区划。市作为行政区划，还是从民国时期才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次摸索，才确立起今日的市管县体制。唐时“长安城”在“长安县”内，京畿之县，称为“赤县”“畿县”，地位远超今天大多数市。“市”凌驾于“县”之上，不过百年，真正铺开也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事，比起两三千年的县的历史，虽然是小巫见大巫，却体现了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也显示出市场经济要素占据更重要的地位。现在习惯说“撤县设市”，而刚开始是“切县设市”，更可看出县为市之母。

在市管县体制实践成熟并稳定下来之前，还有过专区、地区这种过渡性质的政区，现在绝大多数也不复存在了。比如南宁人熟知的“地委大院”，曾经就是南宁地区党委和南宁地区行政公署的办公地。2002年南宁地区撤销，设立地级崇左市，原南宁地区管辖的隆安县、马山县、上林县、宾阳县、横县（今横州市）划归南宁市管辖。而在南宁地区撤销的前一年，国务院批复同意了南宁市撤销郊区。“郊”这个名称从西周时已有，为“国”和“野”的过渡区，与我们跨入新千年时的郊区含义仍保持大体一致。西周的“国”类似于后来的“县”与“城”，在汉代的郡国制中犹有回响。今天我们讲的行政区划，即是在古代雅称为“体国经野”的传承和发展。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区划层级是“镇”。作为区划意义的“镇”，始于北魏，盛行于唐末五代，亦称“方镇”“藩镇”，大唐王朝就是灭亡于藩镇割据。与今天乡镇并称的、作为农村地区商品集中交易地的镇不同，在唐代镇的军事功能排在首位，到宋代后削弱军事功能而增益经济功能，绵延一千多年至今，到镇上赶集成为我们很多人对乡土中国的儿时记忆。

由此可见，区划地名管理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行政工作，它关系着中华文脉的传承，关联着一方水土的历史记忆，虽穿越千年沉浮，仍让今天的我们有迹可循，寻回那可能被遗忘而不会遗失的乡愁。

梁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