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岭小学”在哪里

本文转自：长江日报

电影《凤凰琴》剧照。

□ 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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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村庄名字来历这回事，先前，还真没有细想过。在我看来，村庄名字的来路无非这么几条：依姓氏命名，譬如我们村，村里两大姓，一周一余，所以它的行政名叫“周余村”；依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命名，湖北应城有个“知府村”，起因是300多年前，应城市郎君桥月亮湾村走出一名为民办事的好知府，故将月亮湾村更名为知府村；依地理特征地理环境命名，就在我们周余村不远，有个横堤村，因为那里极容易发洪水，人们把房子建在高高的堤上；依当地物产风俗命名，“莲花村”，因为这个村里荷塘众多。

这些来路应该足以涵盖每个村庄的历史。但是，眼界总会被打破，历史总会被创造。

2021年11月，按照“合村并镇”相关政策，团风县上巴河镇张家寨村和团风县上巴河镇螺蛳港村，要合二为一。按照我上面谈到的命名依据，新村名可以有A有B有C等选项，如从两村原来的名字中各选一个字组合而成，“螺寨村”。对不起，它没有通过，它还不能代表张家寨村和螺蛳港村的情感所求，精神所至。11月26日，经过200户村名全体投票，新的村委门口挂上了鲜红色字样的门牌“凤凰琴村”，它的来路出自一部文学作品。

1992年，作家刘醒龙在《青年文学》上发表中篇小说《凤凰琴》。讲述了大别山天堂寨脚下，“界岭小学”几位山村教师围绕一个“转正”指标归属问题所引发的悲欢离合。他们在落后贫穷的现实面前，坚守“为乡村启蒙”的神圣职责。“凤凰琴”被誉为乡村教师的生命赞歌，成为普通中国人无私奉献的代名词。

29年后，中国新农村土地上诞生了凤凰琴村。时间检验了一部文学作品，也印证一条真理：书写时代记忆，书写人民心声，书写民族精神者，必将在历史的长河里久久回响。

《凤凰琴》不再仅仅具有其独立的文学审美价值，它超越了文学本身。从小说到电影，到一个崭新的地球村名“凤凰琴村”，再到2022年举办的“一曲弦歌动四方——重温《凤凰琴》系列文艺活动”。近30年时间过去了，在文学接受、传播、与时代同行过程中，《凤凰琴》文学力量历久弥新，不断激发出强烈的社会反响，它饱满的情感动能依然点中我们的“穴位”。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气质，更是乡村教师所代表的民族精神力量的传承与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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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再读《凤凰琴》，读到这一段：葬礼来了千把人，把余校长都惊得慌了手脚，都是界岭小学的新老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亲属，操场上站了黑压压一片。村长致悼词时说了这么一句“明爱芬同志是我的启蒙老师，她二十年教师生涯留下的业绩，将垂范千秋”。我在一旁作批注：这段历史，你是否还记得。

我当然记得，我学会的第一道算术题，1加1等于2。我写下的第一个汉字“一”，都来自“界岭小学”。

他站在讲台上，有时裤管上面满是泥巴浆，有时头发上粘着稻草。他要插秧割谷，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要循循善诱，开启一村的小儿小女的启蒙之窗。他为人老实，又没有长出一幅镇得住学生的严师形象。他的课堂上，我们为所欲为，进行五花八门的比赛，谁的纸飞机飞得远，谁吐唾沫吐得远，谁打弹珠打得准。看到教室里那些自由翱翔的飞机，他擦着额头上的粉笔灰，你们啦，你们，看这里。他转过身去，边板书边念：先括号，后乘除，再加减。我们当耳旁风，但他太固执了，放学时，留下我们开小灶。十道算术题，你不做对七八道，莫想回家。他坐在你身边，给你一遍遍讲公式，一个个剖析例题。村里人实在看不下去，说余老师，你是不是力气用不完？你力气用不完，回家割谷去。这伢油盐不进，你在他身上瞎下功夫，吃力不讨好。他取下厚镜片，揉了揉眼睛说：“你们别看这伢玩性大，他是真聪明，把他盯紧一点，只有好没有坏。”他的语气里带些不满，村里人不应该这样看待他的学生。

期末考试那天，大雪纷飞。刚回到家的他，猛然想起了一道选择题的答案有误，必须赶紧纠正。家里人说，这大的雪，明天早上去。他不听，说等老师们连夜填写完成绩单，明天再来修改，工作量就大了。路上一片白茫茫，风呼呼地刮，又是逆风，他心里着急，愈发使力，整个人近乎趴在车上。蹬车上坡时，一辆小货车正好从坡上拐下来。他视线模糊，直接撞了上去。口袋里的钢笔被甩到一边，红墨水溅在雪地上，滴滴鲜明……

写到这里，我有些离题？也不尽然吧，《凤凰琴》是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它是一个开关，你稍一拧动，那些沉淀在时代性主题中的深沉情会汹涌而来。我曾经拿一个话题问过好多朋友，他们大都是这个社会所谓的精英、教授、医师、县长、企业老总。我说来聊一聊对我们一生影响最深的老师。他们聊到高中班主任，大学导师，MBA教授。随后沉默片刻，找出了自己的“界岭小学”和“明爱芬老师”。

不可想象，在20世纪的60年代到90年代，如果没有民办教师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中国的乡村教育会走到哪条路上，我们的人生启蒙会开到第几扇窗。一扇？半扇？正是无数个《凤凰琴》里的余校长、孙四海等这些民间英勇，支撑起一个民族的底盘。

民间从来不缺少默默苦行的英雄，一个作家有责任有义务，对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给予最深情的褒扬，书写出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凤凰琴》的后续作品《天行者》扉页上，刘醒龙写道：“献给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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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总会给文学史提供一个或几个新鲜的人物，如《祝福》中的祥林嫂，《人生》中的高加林，《凤凰琴》也是如此，它成功地填补了“乡村教师”这个文学形象。他们复杂多样，生动鲜活。

余校长，自己的爱人长年卧病不起，他还让离学校远的学生寄宿在他家，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邓有米，为买不起课本的学生垫付书本费，妻子为了接送路队回家的他，半路上遇到狼，左眼落下残疾。孙四海为了维修校舍，将自己尚未成熟的茯苓刨出来贱价卖掉。每到周末，他们分别护送学生回家，尽管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坎坷难行的山路，还有时会出现的狼群。这几名乡村教师面临教学环境、生存环境极其艰难，还遭到村长等人的轻视，他们仍兢兢业业，恪守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展现出崇高的精神境界与超越世俗功利的价值取向。正如余校长所说，当民办教师的，什么本钱都没有，就是不缺良心和感情，这么多孩子，不读书怎么能行呢？

同样是这批人，余校长为迎接全县扫盲工作检查验收，和副校长邓有米，教务主任孙四海偷梁换柱，张冠李戴，将不足百分之六十的实际入学率伪造成百分之九十。邓有米，为拉拢与张英才的关系，曲意奉承，中伤同事。孙四海，孤身一人，多年来恋着王小兰，却结不成正果。夜夜吹笛，永远是那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笛声如泣如诉，凄婉至极。在一个“转正”指标面前，他们更是经历心灵的煎熬，隐藏卑微和龌龊的无奈。

在作家笔下，这几位教师形象没有简单化、符号化，不再是传统道德中所宣称的卫道士。作家将笔触伸向人物内心深处，写出他们的精神搏击和灵魂挣扎，从而塑造出这群独特、丰满、真实的艺术形象。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有近200万民办教师。因为没有一个正式身份，他们的社会待遇、经济收入远远不如那些公办教师。为了一个身份的证明，余校长等几名教师的忧伤渴望，挣扎博弈，显得如此真实可信。

人物刻画如果仅仅止于此，它是单薄的。作家要紧紧抓住人类灵魂上的理想，要比其他人更为清醒地去努力实现。我们来看看这场指标之争的结局。指标批下来了，只有一个，给谁？无论是给明爱芬，还是给张英才，围绕这个指标的去向延展开的曲折起伏，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大光辉，这群山村教师从卑微和无奈中走向了崇高和纯洁的巅峰。作品以丰富的人物精神世界冲突、深刻的现实意义，完成了对时代精神的烛照，成为人类灵魂的向导。当张英才面对已经到手的指标，大叫一声“我不转正”，他完成了个人的成长和灵魂的净化，小说的精神价值推向最高峰。

《凤凰琴》在今天依然给广大艺术工作者以深刻的创作启示，正是因为刘醒龙秉承着“为人民书写”的艺术宗旨，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写出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精神写照，写出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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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文学是无用之用，她在现实世界里，可以发现问题，但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凤凰琴》却给出一个相反的例证。它不仅关切了当时乡村民办教师的生存命运，更是促进了这个群体人生命运的改变。当时全国近200万名民办教师的转正工作顺利推进，与《凤凰琴》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不无关系。它走出固有的文学区域，进入社会生活的重构，与中国当代生活形成了良性互动。

在《刘醒龙文学回忆录》中，有一段他与《天行者》英文译者艾米莉·琼斯的问答。

对方问：“界岭”是虚构的地方吗？应该在中国哪里？

刘醒龙回答说：界岭是中国乡村中极为常见的地点，村与村交界处、镇与镇交界处、县与县交界处的地名，经常叫界岭。凡山岭分水之处，也总有地名被惯性地称为界岭。

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大地，百川千山，界岭无数。界岭小学是所有艰苦地区的乡村学校，以及坚守在乡村教师岗位上的中国最基层知识分子的集合。

“界岭小学”已然不是一个地理坐标，而是一个文化符号。我们寻找它，就是寻找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寻找作家如何牢牢扎根生活，写出一个时代的“中国精神”，彰显一个民族的灵魂力量。

（作者系湖北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