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推举贤良之士、进行礼仪教化，私学和游学的界限在哪里？

东汉魏晋时期，颍汝、南阳地区的士人在文学教育方面非常突出，在东汉以前，颍汝、南阳地区以“私学”与“游学”为主，并且渐渐形成了“士人集团”，东汉后期，统治者注重人才，并允许有才能的人“入仕”。

这种“教育”与“入仕”的相结合，让颍汝、南阳地区的“士人集团”积极地参与到朝堂政治之中，并且逐渐形成朝堂中一股强大的中坚力量，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颍汝、南阳地区文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士人集团”走向朝堂。

东汉魏晋时期的私学概况

“私学”顾名思义是由私人或者私人集团来主持、经营或者管理的教育活动，一般就是有固定场所的私人讲堂，或者以学士大师为核心的私人学派，如以“孔子”为核心创始人的儒家学派的“私学”。

随着东汉魏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统治者借鉴秦朝灭亡的经验，重视文化教育对稳定国家政权的重要性，统治者就“私学”教育采取宽容乃至鼓励的政策，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私学规模的逐渐庞大、数量越来越多，容纳很多的社会求学者，其教学区域分布十分广泛。

东汉魏晋时期，“私学”主要以“书馆”、“乡塾”为主，其构成形式多种多样，比如“蒙学教育”、“初读经书教育”、“专习经书教育”以及“家世传授”，满足了各个阶层对知识的不同需求，如“蒙学教育”主要以识字、习字以及算术为主，“私学”是汉代启蒙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私学教育”的发展对东汉魏晋时期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东汉魏晋时期的游学概况

东汉魏晋时期，国家统治者致力于复兴教育，在鼓励开办“私学”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游学”，大部分“私学”都是由名师大儒开办，许多“游学”学子不远千里前往名师“私学”拜师求学，当然不管是“私学”还是“游学”，其目的都是为了传播知识、培养人才，让学生们吸收知识，有的“游学”学子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知识和名望，有的“游学”学子为了自己的仕途理想。

“私学”的兴盛促进了“游学”的发展，而且由于“私学”的形式多样化，也让学子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千里求学，除了求学儒家，还有很多学子求学道家、佛家等，由此可见，“私学之游”的兴盛，东汉魏晋时期其文学教育依然保持着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状态，既彰显了各家学派的特点，又让各家学派相互吸收与融合。

不少名士都有“游学”的经历，如名士乐祥听说南郡的谢该擅长“左氏传”，便步行从南阳去拜访谢该，并跟随他学习“左氏传”，最终成为一代“硕儒”，但是，也有一部分“游学”学子却在虚度光阴，学无所成，从中也可以看出“游学”质量的层次不齐。但大部分“游学”学子都是能学有所成的，比如有的“游学”文人志士拥有“兼济天下”的理想，或者有的“游学”学子将情感寄于山水之间，领悟生命的真谛。

东汉魏晋时期颍汝、南阳地区的私学与游学的影响

东汉魏晋时期，颍汝、南阳地区的“私学”与“游学”基本状况与当时历史大环境相关，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影响，统治者非常重视儒学教育，在颍汝、南阳地区私学教育极其兴盛，在朝廷之中也有许多官僚曾有“游学”经历，并且从颍汝、南阳地区学有所成的学子，这些学子在成为官僚之后，与“游学”之时认识的同窗好友在学术之上也极多的交流，成为朝廷之中的中坚力量。

对选士制度的影响

东汉魏晋时期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时期，统治者坚信只有建立起固定的选士制度才能维持坚固有效的长久统治，以此来维持官僚队伍的建设，选士制度也就应运而生，选士制度是朝廷为了选拔优秀人才补充到官僚队伍中的制度，按一定的标准和程序来选拔官僚队伍后备部队，“私学”与“游学”促进了选士制度的更加完善。

“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联之不逮”，在汉武帝时期，选士制度进一步得到完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汉武帝多次诏贤良进宫谏言，如公孙弘、董仲舒等，这些名士大家都早已耳熟能详了。

特别是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政策为察举制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明确了选拔人才的标准，而众多“学子”也有了奋斗目标，在东汉魏晋时期，选士的科目众多，但选士制度没有固定时间，一般以推举为主，比如推举贤良之士、方正之士、孝廉之士等，通常国家出现自然灾害之时，统治者认为是上天对自己施政不当的警告，于是在全国诏举贤良，听取他们对于施政的对策。

促进人员流动、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魏晋时期，政权分裂，社稷漂浮，整个社会形态在一种动荡的阶段，由于战乱的侵袭，百姓们流离失所，被迫迁徙，各民族的界限也在逐渐地模糊，汉族同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不断的混战使得各族的统治者想方设法地巩固自己的势力。

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统治者鼓励教育，并任用汉族者为官，这些无不吸引了各地的众多学子，促进了人员的流动，同时地区的经济文化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到了魏晋时期，南方汉朝与北方少数民族通过“游学”交流着各自的文化观念，找到了融合的突破口，再传播到其它的地区。在一次一次的传播之中，不仅仅使南方的思想文化更加多元，也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的进程，对当地的教育也有着很大的帮助，各地文化与观念的隔阂不断的相容。

“私学”的教学地点无论是在民间还是繁荣之地，只要德高望重的老师，教学影响地方人口数量，学子的吃、穿、住、用、行等消费，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成为新的商业中心。

由此可见，东汉魏晋时期“私学”与“游学”对各地区的民族的文化与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为将来我国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奠定了基础，不仅仅是知识与生产技术的提升，更是以文化交流的形式对政治、生活等多个方面进行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时期不同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弊端。

提高社会文化水平，维护社会稳定

东汉魏晋时期，众多的“私学”或者是“游学”学子主要有士人阶层、僧侣阶层以及贵族子弟等，“游学”一方面作为他们通晓经术、拜访名师、学而优则入仕是一种途径，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成就了一批儒学大师，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稳定。

同时，有的“私学”者追求的是“经明行修”，而要“行修”就要将其行动纳入国家的道德规范中来，很多学子“沈经乐道，举动必以礼”指的便是这种情况，而因“私学”与“游学”活动客观上起到了为国家进行礼仪教化的作用，提高了东汉魏晋时期国人整体的文化水平。

同时，教育给予平民入仕的机会，广大的学子有了追求的目标，转移了底层老百姓的注意力，也促进了官僚系统的生机与活力，从侧面可以看出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后汉书-儒林传论》说：“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

东汉魏晋时期的文学教育活动还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游学者的眼界，丰富了他们的经历与见识，解放了他们的思想，进而使得他们的政治主张得以实现，一些游学者在“游学”过程中与同道中人组成了较为稳固的团体，在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之中得到相应的名声和利益，这也间接的稳定了国家的统治基础。

总而言之，东汉魏晋时期的游学使得学者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并给一些学者提供谋生和传播学术的有效途径，并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乃至提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

同时，有效地巩固了魏晋时期政权的统一和稳定，并对后世“游学”的多元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也不能忽视东汉魏晋时期“私学”与“游学”对地方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在客观上造成了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的多元化，为教育注入了新鲜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