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的电报

本文转自：重庆晨报

□孙炳林

20世纪60年代，相距千山万水的亲人通信息，一般要靠邮发书信，一般7天左右才能到达。若有急事相告，经当地邮电局发电报，最迟两天内可知晓。

“电报来了！孙炳林在家吗？”1961年7月，一个炎热的下午，邮递员拿着一封电报跑步送到我手上。我急忙拆开，目睹电文，顿时欣喜若狂。原来，是我哥孙炳坤从西南农学院毕业了，电文告知：7月11日，他经涪陵乘乌江轮船来彭水看望母亲和我。

我家原住武隆羊角，父亲病故时，我哥只有13岁，他比我大6岁。1955年，我家迁居彭水边远山区。我哥在涪陵高中读书。放寒暑假时，穷书生腰包唱“空城计”，只好翻山越岭行程120里，住武隆羊角外婆家。

外婆很能干，在羊角豆芽湾木桥上摆小摊。冬天卖小块烤糍粑，夏天卖豌豆凉粉，收入微薄。表弟表妹也小，维持一家生活不易。

我家住在穷乡僻壤，没有一块良田，一年到头洋芋、红苕、苞谷是主粮，日子过得艰苦。母亲获知儿子的电报，饱经风霜的面容亦喜亦忧。喜的是儿子学习刻苦，成为大学生全靠自己努力；忧的是住宿和生活条件太差。母亲感到很为难，沉思良久才说：“你哥要来，有这份心意也难得，来看看也好。”

我家距彭水县城56公里，刚修好的碎石公路坑坑洼洼，未通客车，去彭水县城只能靠步行。

次日天未亮明，我用布口袋装两碗苞谷粉当口粮，出发去接哥哥。人逢喜事精神爽，18岁的我精力充沛，迈开双腿脚下生风，下午5时就到达了彭水，然后直奔乌江码头。片刻，轮船鸣笛进港，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下船的每位乘客，但却不见我哥的身影。第二天下午，乌江轮船靠岸了，我却又一次失望。此时，我身上所带钱粮已耗尽，猜想哥哥不会来了，只好打道回府。

此刻，夕阳西下，行至雷公盖高山，已夜幕降临，好在有明月和星星为我壮胆。路两边闪过的奇形黑影，越看越害怕，我只管埋头向前走。走累了，口又渴，肚子也饿得咕咕叫，去公路边农家找口水喝。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大娘听了我的诉说，给我煮了两个嫩苞谷。我感谢她的好意，接过嫩苞谷边走边吃……

“北京来的电报！”我回家没两天，邮递员又来报喜。原来，正当我哥准备前来探望我们时，突然收到毕业分配通知，要他马上去内蒙古赤峰市报到。于是，他乘重庆至北京的特快列车到北京。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到北京，激动的心情难于言表，发电报分享给远方的我们。母亲闻之，非常高兴：“好！好！炳坤，你有出息，梦想终于如愿！”

星移斗转，亲人一分别就是十余载。

“孙老师！你有一封北京来的电报！”1970年7月下旬的一天，南桐矿区的邮递员将电报送到红岩煤矿子弟校。读罢电报，我才知道，哥哥要来探亲，不日将到达重庆。我高兴得一夜难眠。

第二天早上，我乘万盛到重庆的火车，中午12点多到达菜园坝车站。苦等多时，乘北京至重庆的特快列车抵达，乘客陆续出站。一个个乘客从我身旁闪过，突然，一位乘客站在我面前端详，他的目光扫过我手里的信封，惊喜道：“你是炳林吗？我们终于相见了！”我们两弟兄热烈拥抱，热泪盈眶。嫂子、侄女、侄儿也一同前来。

“妈！我回来了！”母亲见到我哥，高兴得泪花翻滚。“奶奶！您好！”看到孙女、孙子，母亲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

短短几天后，我哥返回内蒙古，心中却无时不在思念母亲。我们两弟兄，都长年在外地工作，哥哥决定将母亲接去养老。三天后，收到哥哥发来的电报：“母亲已到家。”数千里之遥的路程，其间要换乘火车，住旅社后转乘汽车。一字不识的母亲能如此顺利到达，真是一个奇迹。

（作者系重庆市万盛经开区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