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近万幅画作拒绝售卖，91岁画家，一生29次踏上丝绸路

对话 · 耿玉琨

以下为采访摘要

91岁高龄 一生29次

踏上丝绸之路进行创作

去年，我们在网络上刷到了一位白发老人，她乐呵呵地讲述着火焰山、胡杨林、塔克拉玛干、敦煌莫高窟，以及楼兰美女和四十大盗。无关生财之道，或养生秘诀，这些听起来像是《一千零一夜》里神秘又古老的故事，吸引和感动了许多人。

△耿玉琨 网络视频讲故事

这位91岁高龄“网红”奶奶，名叫耿玉琨。她和老伴赵以雄自1975年开始先后29次踏上丝绸之路，一分一角自筹资金，历经千难万阻和生死险境，走过8个国家，238个城市，行程50多万公里。是中国最早环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画家，也是中国美术界唯一全线考察了国内外丝绸之路的画家。

耿玉琨：90岁的我无儿无女，好友都建议我把画卖了，找个好养老院去养老，他们不懂我呀！我们在丝绸之路上考察、写生了一辈子，难道只是为了晚年过更好的生活吗？我90了，才刚刚找到了创业的门路，我怎么舍得把这些“孩子”们都卖了，让它们分散呢？我和老伴赵以雄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这近万幅的作品展现给大家，传承丝绸之路的精神！

耿玉琨，1935年生人，1955年耿玉琨和赵以雄同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1960年毕业后两人结婚成家，被分配到北京画院工作。1975年被下放到工厂做工人的赵以雄，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任务，要去新疆绘制一张《天山》的油画。在那个没有色彩，没有音乐舞蹈的年代，赵以雄第一次来到新疆，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回京后，他便和妻子耿玉琨计划着再一次的丝路之旅。1978年，40岁出头的两人决心走丝绸之路，一走就是半生。

耿玉琨：画家和摄影一样，哪远喜欢去哪。我们那时候想可别在北京了，在北京就老开会，很不愿意。田川：想逃离这一切。耿玉琨：对，禁锢了太多年，题材也不能自主。作为一个艺术家，很想知道真实路上的情况，所以觉得画画就是最好的解脱。我们当时坐着火车就看到外边打着大旗，带着机器，很多工人要到新疆开发石油，人家说连美国的勘探石油的飞机都去塔克拉玛干沙漠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是连通丝绸之路南北路的重要地方，我们就萌发了和大工业集团抗衡的想法，想抢到他们前边，先把塔克拉玛干沙漠画下来。两个人怎么可能赛得过大工业集团的开发速度。但我们真的就转了一圈，没有画家转过，就两个人抬着画，首创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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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耿玉琨和赵以雄夫妇看到，保留了几千年的古老遗迹正在很快地消失，他们想尽画家的一点责任，用画笔尽量多地记录丝绸之路现有的面貌。4个月的时间，他们边走边画，在1979年除夕前夕，俩人抬着画来到了敦煌莫高窟。

耿玉琨：当时接待我们的人说，常书鸿刚回来，你们可以去敲敲门，看他是否可以接待你们。我一敲门，常书鸿的夫人就出来了，问我们从哪里来，我说我们从塔克拉玛干来的，可累得慌了，我们画了很多画。门帘一挑，常先生喊着话就出来。本来他已经吃了中药，不想接待我们了。但一听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就让我们回去拿画。拿回来之后他就一张一张地看，然后用他在法国受的教育，一张一张地点评，我们感动的不行，他也很感动。看完他跟我们说，以后你们就画“丝绸之路”，我老了不能去了，你们画了这个，美术史上应该给你们书一笔。我们听完觉得像有使命一样，因为常书鸿在我们看来就跟徐悲鸿一样，是我们的老前辈。我们走上丝绸之路以后，叶浅予（画家）跟我们说，听说你们要出去，如果在路上回不来就给我打电话，我给你们寄钱，现在我先给你们5000块，这在当时是巨额。包括吴作人先生（画家）对我们的事也非常关心，王洛宾还给我们写了一支歌。这些最顶尖的人都对我们提供了无限的支持。

△常书鸿与夫人李承仙

耿玉琨出生在河北宁晋县的普通人家，家中独女，父亲过世早，和母亲相依为命。赵以雄是北京人，少时在师大附中受到良好的教育，又在中央美术学院梁玉龙先生执教的美术班，接受了正规的美术启蒙教育。二人1955年同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耿玉琨是班上唯一一位女生。

耿玉琨：我当时给招生办写信说，我画得很不好，是个小城市的人，也没基础，我能不能报名？后来上学了，团支部书记跟我说，没有像你这么写的，特别突出，所以决定干脆给你发一个准考证。我就这样得到了考试的机会，然后就考上了。考试的时候我还问人家，我画的怎么样？因为我不知道背景应该画虚点，画完造型，我就拿着很厚的铅笔把背景涂得很黑，然后就被分到版画系了。田川：那后来是怎么遇到您先生的？耿玉琨：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很难考，一共就考上20个人，所以都在一个大班上课。我们那个年代的同学都挺优秀的，比如有大家比较熟的韩美林。田川：所以您跟赵老师是同班同学。耿玉琨：他学习好，另外他是生活班长，有时就喊“耿玉琨，下楼”，我就下楼，到学校门他才说，咱们今天到齐白石家，然后李可染就领着我们去。那时候条件是真好，我们戴着校徽就可以随便进故宫。

△耿玉琨与丈夫赵以雄

田川：您那时对绘画有什么向往吗？耿玉琨：我没有很高的抱负，就喜欢画妇女儿童，尤其我又教过小孩，看哪个小孩都觉得好看。但赵老师（赵以雄）不是，当时他考上了北大文学系和中央美术学院，最后他选择了美院。他有抱负，不想画婆婆妈妈，娃娃小孩什么的，就想搞主体性创作，那时候这些都是号召的。

文革开始后，耿玉琨被下放到农场种菜，赵以雄被下放到门头沟山区的轴承厂做钳工，这位曾师从罗工柳、董希文大家的青年画家，不忍事业的苦闷，拒绝画所谓的革命作品，以画不好人物为由，封笔辍画。偶然在废品破烂中发现一套《资治通鉴》，如获至宝地开始了读史生涯，沉浸在史书的海洋里，尤其被丝绸之路的史料吸引。

田川：您特别喜欢孩子，绘画主题很多也都关于妇女儿童，感觉是一种您身上天然的母性召唤。

耿玉琨：那时候号召晚婚晚育，我是最听话的螺丝钉，晚婚晚育之后碰上了困难时期，这是没有孩子的原因。其实文革的时候我们抱了一个孩子，但是因为他太不理解我们了，后来也就跟我们不好了，我们把孩子养到了19岁，那时候他独立了，也有工作了。另外我们的老人有的死了，有的也不需要我们照顾，所以没有家庭顾虑。常人都不太理解我们为什么不卖画，没孩子，其实都跟时代影响有关系。

创作近万幅画作但拒绝售卖

她为了什么？

1975年至1995年，20年，50万里丝路漂泊，耿玉琨和赵以雄夫妇用汗水和毅力换回了5000多幅油画和国画的画作，数百万字的考察笔记和几百米的胶卷影像，出版了3本画册和丝路考察系列《求索集》。作品曾入选中国美术馆大展、法国巴黎沙龙大展、日本东京个展，参加了巴格达国际造型艺术节。电视台选画几十幅，每天在《电视画廊》节目中播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团和中国美术家丝绸之路考察团都来向他们咨询，称他们是“中国最有资历的丝绸之路艺术家”。但耿玉琨和赵以雄夫妇二人的生活一直过得非常朴素清贫，除去画画和做学问，俩人几乎没有任何物欲和时髦意识。有人说，“以雄像个甘肃的老农民，玉琨像是阿尔泰牧区的哈萨克老婆子，朴实得在北京都快成为出土文物了。”

耿玉琨：我们俩都是事业型的，对穿衣这些都不在意，我也不买化妆品。解放的时候我正好十三四岁，那时候谁往脸上抹东西谁就是资产阶级，大家守着百货大楼也不买东西，我连衣服都不买，都是穿妈妈做的衣服还有棉鞋。

上世纪80年代，在一切向前看的号召下，所有人都开始梦想发财致富，耿玉琨和赵以雄却义无反顾，与“钱”背道而驰。

田川：开放后经济开始蓬勃，很多艺术家也开始卖画了，为什么您二位坚持走丝绸之路？耿玉琨：因为我们挂着“帽子”，是丝绸之路的画家。田川：感觉您承载了很多人的梦想。耿玉琨：那时候画院没人想去，因为开始卖画了，比我们资格差一点的也都买房、买车、买钢琴了。田川：你们从来没为此动心吗？耿玉琨：没有，因为自由更重要，我们一直是这样，朴素，土了呱唧的俩人。田川：所以丝绸之路的旅途对您来说即使艰苦，但很自由。耿玉琨：就不觉得苦了，而且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先发现，先画的。1986年，说去伊拉克，没人去，人家跟我说那有两伊战争，去了指不定怎么着，你还要跑去参加什么美术造型节。我说好不容易有机会去，那可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地方，一定得去。

△耿玉琨 赵以雄 画作

耿玉琨：这张画的是那里最古老的市场，现在这个市场可能因为战争已经没了，但它的样貌在我这儿，我就是要画这些东西。我不怕，所以就去了。我们在新疆可以说是非常困难，一路都是搭便车，各种车都坐过了。我们走的是很朴素的一条路，司机都很仗义，很有当初丝绸之路的精神，这份精神也感动了我。哈萨克尤其淳朴，维族人也淳朴，家里有什么都给你拿出来。不认识的人，语言也不通，我们就给人家比划说我们是画画的，能不能到你家去，人就带我们去了。到了以后就给我们沏茶，还拿出玫瑰花酱，一闻，那个香味就像进了《一千零一夜》里那些人的家，梦幻的。然后我们就跟主人说你干活，我们就随便画，她就拿出她的小纺车，我们就画。这张画吴冠中看了以后稀罕的不行。

△耿玉琨 赵以雄 画作

为全线考察丝绸之路，实现出行自由，1989年秋天，耿玉琨和赵以雄俩人自筹经费，花了3万元购入一台212吉普车。

1989年10月28日，北京画院为他们驾车走丝路举办欢送仪式。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扎基在祝词说，丝绸之路并不像孩子们想象的那样，是用丝绸铺成的光洁平滑的路，而是一条险恶的路。

——1989年10月28日 欢送仪式影像片段

赵以雄(耿玉琨丈夫)：没有这辆车我们很多事都做不了，它是我们的代步工具，同时也是一个可以托生死的“伙伴”，就像古人的宝马一样。

第一次自驾上路，完成了在任何时候看来都是壮举的一次旅程。那时他们已经快60了。

耿玉琨：路太难走了，要翻帕米尔高原，然后过红其拉甫，那是中国最高的地方。当时老伴刚学会开车，边上就是印度河，跌下去就是万丈深渊。往那边去的时候走的是咱们建的新路，问题不大，还挺得意的。等到下坡的时候，路都不平，坑坑洼洼，非常吓人。还不断出现冰窟窿，咔嚓一下车轱辘可能就下去了。所以就得开快点，但又是下坡，太难了。田川：您先生曾说，如果您在路途中不在了，他就带着您的骨灰回来，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耿玉琨：那是走青藏线的时候，走那条路有个说法，“到了沱沱河得了病，到了安多就加了重，到了当雄就没了命。”在那儿你不能睡死，得翻身活动一下，增加点氧气。因为我先生睡觉比较轻，他就老喊我，“玉琨你还活着吗？”我说活着呢，所以差不多一个钟头我们就会醒来一次，然后翻翻身。当时他就想到如果我死了，就把我烧了，然后骨灰搁到边上带我回来。其实这些我都没想，心比他宽。有人就问我，你作为一个女人受得了吗？我觉得我挺愉快，路上的苦和乐都吃了，总比在家里做不喜欢的事好。尤其家务事多的时候，不能出去，就特别苦恼，所以出去的时候就像“大逃亡”一样。有记者问我，你们在哪谈的恋爱？我说虽然我们很早就结婚了，但真正的恋爱，真正的爱情是在路上。

△耿玉琨与丈夫赵以雄

2019年，老伴赵以雄因病去世，最让耿玉琨放心不下的，是他们一辈子在丝绸之路上写生创作的画，还未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近两万幅丝路画作，只是静静地被立在库房，无人问津，无人知晓。他们在等待的，是一座真正的丝绸之路艺术博物馆，将全部画作向公众免费开放，做人民的博物馆。十多年来，他们考察了多地多馆，由于种种原因，心愿仍未实现。

田川：过往这些画作是谁帮您编辑整理的？耿玉琨：很多朋友，包括企业家、商人、同行、学生......

有人喜欢这些画，有人喜欢这些故事就更好，将来把它们给更多人看到是我的心愿。其实我接触过很多大官，也接触了很多大商人，但这些画都没有给他们。因为他们就是作为收藏，然后搁到他家很好的藏库里，他的藏库绝对比我的好，但那样谁也看不见了，这些画给更多的人看到不好吗？我鼓着一股劲儿呢，我还有好多事要做，就像我的孩子还没长大，我希望它能有一个好归宿。

2023年夏天，一场暴雨冲毁了耿玉琨和赵以雄在北京门头沟的家和画室，他们的学生杨树峰把独自生活的耿老接到自己在宋庄的工作室，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并帮助她在网上开设视频号和直播间，宣传她和赵以雄夫妇二人在丝路上的画作和故事，还在直播间售卖丝路故事衍生品，用以提供持续的创作经费。

耿玉琨：我现在91了，还没整理出来的也在做着，时刻忙活这些就忘了自己的岁数，有时还会跟身边这些孩子“打架”，让他们别管我，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今天我还能坐在这，因为我们走的这条路，是走正确了，这条路是用脚走的，更贴近群众，更理解群众，我觉得还是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