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八旗衰退毫无战斗力，清廷被迫重用汉人

到1868年捻军之战结束时为止，一种新的军队已经作为捍卫清朝安全的主要屏障而出现。这种军队往往被历史学家称为地方军，在当时则通称为勇营。在19世纪60年代末期，全帝国的这种军队统逾30万人。其中包括曾国藩所建立的湘军的全部，重新恢复活动的左宗棠所部楚军，以及李鸿章所统率的淮军。

还有一些性质相同的较小的部队，如豫军、东军、滇军和川军。比起其他的军队，这些军队的总的特色就是它们使用更多的西方武器，因此维持它们的费用也更大。但最根本的特点是它们出于军事目的而利用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派集团的感情。勇营的优点和缺点都表现在它们的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紧密的个人联系方面。在这方面，它们确实不同于清帝国的传统军队，即八旗军和绿营军。

清代的八旗军原来由每单位300人的佐领组成，均由清帝支付俸禄和赐予田产。但是为了防范满族亲王和清朝官员拥兵自重，清帝在18世纪初年便定下了这样的制度:佐领以上的八旗军高级将领每隔三年至五年须在各驻地之间调防。19世纪中叶总数约60万人的绿营兵则作为保安部队编成小分队派驻各地，或是作为省一级文武长官所统率的较大的标派驻各地。

但是，这些标之大只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在陕甘这个军事战略要地的4万士兵被分编成十三个标，在北京以外的直隶省的1.2万名士兵分属于七个标。虽然绿营兵的兵士是世袭的，但一到中级带兵官就通常只能在一个部队呆三年至五年，而且根据回避法又不准在本省任职。这就防止了官兵之间会形成长期的私人关系，特别是防止了统领与地方小分队的下级军官形成长期的私人关系。由几支绿营兵部队调集组成以执行特殊任务的特遣部队，往往不能很好地执行任务，因为“兵不习将，将亦彼此不和”。

勇营的长处是官兵之间有紧密的个人联系。统领个人选择他统驭之下的各营的营官。每个营官带兵约550名，他们可以挑选自己属下的哨官，哨官也可以挑选他所统率的什长。约10个人组成一个什，这10个人通常也由什长自己挑选。曾国藩于1868年曾极口称誉这种遍及全勇营的私人关系的制度，他写道:“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恩。

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只要清帝对任命文武官员的大权(包括控制省一级的高级职位以及授予值得艳羡的绿营兵官衔和勇营的各级职务)仍牢牢在握，那么，清廷便仍然能够使这些新式军队在中国境内实现它的目标。在一个武器、战术和辅助兵种不断进步的时代，这种其主要力量来自宗派集团效忠精神的武装部队，能应付中国的新的国外挑战吗？在19世纪60年代，北京批准了(甚至是倡导了)一系列训练计

与此同时，满族官员已很难在法定守卫地点恢复八旗戍军了。1867年，在伊犁和新疆的其他四个中心地方，回民之乱后只有150名八旗军幸存下来，他们最后不得不被转往内蒙古重新安置。在中国本部的12个驻防城市内，八旗兵及其家属住在被隔绝的地区，士气低落，和在满洲的所有八旗军-样:又穷;又吸食鸦片;还总是被上司克扣帝国发放的薪饷.

由于八旗军的力量已很难恢复，清廷想继续加强仍被兵部和户部所控制的绿营兵。崇厚关于让国外人在天津施行训练的计划，事实上训练的绿营兵多于训练的八旗军，而从受训的绿营兵中产生了500人的“洋枪队”，它在对捻军的作战中证明是管用的。在这同时，在1863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的前湘军将领刘长佑，则建议重新训练约15万名直隶绿营兵，而不用对原来的军队编制大事更张。汛兵每500人组成“营”，以便在全省的七个中心地点施行定期训练，但兵丁被准许在两次训练的长期间隙中返回原汛。